2012年12月9日星期日

女权运动导致家庭单元的碎片化

马上得天下,也不能天天打老婆
家庭是合作的结果,为什么强扭的瓜不甜?
父权是公有制家庭的子集;
一夫一妻一直是家庭的主要模式

尽管男女从生理上就是互相弥补的合作关系,但是家庭内部仍然可以分别出男女相对平等的"民主型家庭"和家长专制的"父权(夫权)型"。父权家庭相当于一个缩微的君主国,如果没有社会背景三纲五常的习惯法,父权家庭无法自然维持;反之,父权家庭也总是封建君主国最基层的社会支柱。父权家庭也会允许成员保留一点私房钱,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奴隶私有产peculium",既可用于奴隶最终赎身,也可在奴隶被释后归奴隶后有,奴隶主不得随意占用,可靠程序大概超过了公有制帝国臣民被恩准的"财产权"。

但是按照我们对公有制的定义,父权家庭的财产组织属于"由长子继承权决定世袭领导的公有制"。但是民主型家庭也不一定是私有制。仁慈的父权与互相非常信仰的民主型家庭,也会产生"你的钱也是我的钱"的,在夫妻双方信任中运作的公有财产制。按照传统观念,这种家庭一般被认为是最幸福的类型,——>假如感情没有破裂的话,的确可以这么说;但是人生数十年,只有经历风风雨雨的摩擦,才知道这种家庭形式潜藏的隐患。有是曾经山盟海誓的家庭最终破裂了;幸存下来的大可以吹嘘自已那"经过考验的爱情"忠贞不渝。

家庭的开始有可能是强盗本能的结果,但家庭的有效维持就只能通过夫妻相对平等的合作,而不可能靠打老婆锻炼身体折腾出幸福家庭。比较典型的就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抢萨宾人的女儿媳妇当老婆,(自然是组成罗马的父权家庭),但萨宾户籍的罗马老婆后来爱上老公,平息了老爸和老公之间的战争,罗马也结合了萨宾部落为新罗马。该故事是传说,不是历史,但反映的正是希腊和哥特时期的抢亲风俗。另一方面,要换取老婆和子女,包括奴隶的爱戴和合作,罗马家长和奴隶主的斯多葛哲学,倡导仁慈而不是法家暴政。

可以这样说,家庭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强盗作风,但是家庭形成稳定合作,就不能依靠强盗本能。颇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训诫,"就算马上得天下(老婆),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能天天打老婆)"。实际上这也是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做老公老爸的,要负起当家长的保护和觅食的责任,老婆子女才能生存,要不然,只是蜻蜓点水,留下的是风流的欠帐,而不是成型的家庭,更不可能有成才的子女。君权时代和父权时代,与奴隶社会对奴隶主的要求一样,都是道德高尚的仁慈,而不是传说中的皮鞭加大棒

无论是父权家庭,公有制家庭,还是"民主家庭",所指的都是家庭维持中的形态,与形成过程无必然逻辑关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的确可以把家庭形成过程中的合法与不合法,纯粹交由司法诉讼去审决,假如有人提请诉讼的话;社会进一步的组织,不会着眼于"将形成的家庭,正在形成的家庭(谈恋爱),已经破裂的家庭",只会着眼于能自我维护其完整性的家庭,并把社会的政治支持、军事服务,税收等关系,建立在这些基本的家庭的运作上。只有稳定的家庭,对于国家政治的贡献才可能是正效益的,否则纯粹就是负担

一夫一妻的家庭成为今天社会的主流,与这些家庭的稳定性有关。正式在教义中规定一夫一妻制的,的确是基督教,现代社会的形成,基督教是有贡献的。但是家庭并不是在基督教强调一夫一妻制以后出现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就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基督教的目的与伊斯兰教规定四个老婆一样,本来目的是针对封建等级社会的领导,因为有公有制特供的"额外收入"而滥交滥养了不少小三的而提出,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反而因为干预彼此的自然合作,女权运动而导致家庭单元的碎片化,恐怕基督教是始料不及。

女性的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了吸引男性而设计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
男女差别专门为雌雄合作而"设计";
家庭有利于夫妻繁育,有利于个体生活水平提高;
为什么强盗本能不是家庭形成的动因?

婚姻家庭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也是最稳定的合作形式。与其说是人类男女互补的生理特点,让婚姻家庭成为最稳定的合作模式,不如说是大自然的进化,为了塑造最优化的合作,而让男女出现了差别。所谓"兄弟如插足,妻子如衣服",如果不是文学中的意淫,就只能出现在父权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中,不是因为他们的兄弟情深,而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得稳定得可以珍惜的家庭。即使如美国,也有相当高比例的家庭,内部事实上实行公有制,而不是今天已经传入中国的AA制。此现象说明公有制有某种条件下仍具合理性。

尽管赌搏这样的现象只能因为对损害公有制家庭的结构,实际上是家庭内部公地悲剧的表现形式;但是也只是出现在夫妻感情已经开始破裂的"前公有制家庭"。公有制家庭中的家庭悲剧要高得多,但是情深意乌的家庭也不少。前者说明了公有体制,即使在家庭这么小的单位中,也有其危害性。后者则说明,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和夫妻日夜厮守的沟通条件,也的确可以家庭在公有制成为有效的合作形式。无疑的公有制的危害将因为组织规模起出家庭而迅速恶化,合作者之间的沟通,也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而迅速变得困难

考察同等收入条件下的夫妻一方,与同性光棍的生活水平,是比较现代的课题。毕竟人类社会的成人平均寿命超过其繁殖适育期,是晚近的现象。但有关结果也显示,婚姻家庭中的夫妻,无论是健康状况还是预期寿命,都相对更为优良,显然婚姻除了有利于繁殖生养以外,对于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确有额外的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否定,婚姻合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有利于后代的生养教育,即人口的再生产。男女分性,除了有继承自更原始的生命的基因交换的必要性外,顺应此客观要求也出现了更高级,也即更专业的分工。

男性似乎除了精液提供了繁殖结合的男方基因以外,所能奉献的就是身体力行的收入,和维护家庭与群体的能力。与狮群组织相比,人类家庭中的男性,同时兼备了雄狮(守卫)与雌狮(觅食)的职能。诸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运动,强调"男女收入必须平均",损害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职能,也就损害了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单元的稳定性;是导致美国家庭碎片化(单身化)和东方女性剩女化的重要原因。基督教的女权运动很大程度是出于对一夫一妻的倡议,因为男姓如果有额外的收入,理论上有着滥交生养的可能性。

女性的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了吸引男性,把青春美丽集中在最适于生养的短短十年之中(现代人标准,古时大概只有一半),全心全意地以生养后代的能力,与男性觅食护家的能力实现交换。此种雌雄的结构是哺乳动物的特点,但不是生物界的特点。以鸟类和恐龙类为例,雌性为了能够生养和保护后代,有着比雄性大得多的体型。因为(哺乳动物生存特征的)女性承担了几乎全部生育的成本,因此女性就算好色,也不可能通过滥交增加后代的成活率;相反非常关注于男性伙伴的"变心"。小三之类对于女性的威胁,较男性大得多

家庭是社会合作的最小单元。人类社会家庭以外的合作,基本上是狼群式的同质成员合作,唯独家庭是异质成员互补的合作。因此把家庭视作社会自治和合作的单元,或者君权统治的最基本的支点(将产生父权制度,如三纲五常),可以大大简化对社会研究的难度,也可以大大简化了政治的建制成本(仍然如父权/长子继承权制度)。但是由于人类的合作目的,所谓"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体种族的繁衍,家庭正是构成繁衍的合作单元,强盗也可能抢来压寨夫人成家立室,但有效合作的家庭,却不可能依靠强盗法则。

2012年12月7日星期五

公有制社会靠统一思想,有信仰固化等级秩序

资本主义通过彼此平等议价确定合作关系;
公有制社会靠"统一思想,有信仰"固化等级秩序


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共约束限制了暴力诉求后,彼此的利益实现,依靠的是彼此自由逐利的讨价还价,不但要自已养活自已,还要为公共约束的成本支付税收代价!相比之下,公有制帝国限制甚至暴力取缔了民众个体议价的权力,也剥夺了民众可付诸逐利的本钱(私有财产),这种政策常称为低人权。人际社会的利益差异和各自的摩擦,就变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能依赖于公有制帝国既有的封建秩序,象军队一样下级服从上级,不容争辩!被剥夺了求生能力的秩序小民,只能仰求帝国逐级的分红,还要为被奴役和被阉割,谢主隆恩!

虽然公有制帝国的贵族领导们,真正的生活水平比不上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可以参考欧洲中世纪君主的艰苦生活,也可以参考苏联和毛帝国干部队伍的特供水平),但能够在万民磕首,还可以随意享受"妻你妻以及民之妻"的快感,仅仅被所谓公德要求"人道主义的自律",类似于今天基督教人士号召"不要虐待动物",这"两种"观念其实同源;但可以想象,对于享受着统治阶级待遇的公有制先进阶级来说,显然仍然有吸引力,且可能惊恐于傲视万民的高尚地位,会在人人平等的私有制社会中丧失,将商业利益斥之为投机!

如此快感的先进地位,固然是贵族同志的条件反射,同样也是任何长着统治阶级大脑的贱民的追求;偶尔也有一两个幸运儿,因为忠诚奉主被升格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足为成功案例!总是被广而告之!在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经济传统中,就养成了对自助逐利的蔑视,对贱民嗷嗷待哺的歌颂,以致于连计划生育正确的理由,也成了"谁养得起?"——>试问民众有抚养别人孩子的义务吗?再试问如果不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的大脑,谁会想到"养别人(属民)的孩子"?可怜这些满脑子标准答案的人畜,他们的利益天天都被统治阶级损害!

民众必须彼此逐利,确定合作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万民奉送的领导总是万能地能够养起全国人民,养不起就可以阉割贱民(邓),甚至让贱民去死(毛),这两种社会显然是不同星球上的社会形态,彼此视为异形异端,水火不能相容!亿万顺民能够一边奉养领导阶级,一边乖顺地等待领导阶级的公平分红养活自已,领导如果为解放全人类过分辛苦,乖顺的贱民还懂得自宫,自杀,以免领导同志分心,如此最可爱的人民,如果没有万众一心,统一思想的虔诚信仰,是绝对做不到的!美帝国主义的个人独立,显然是极危险的大毒草

有趣的是,号召亿万民众"万众一心,统一思想,不缺信仰"的还有号称代表了民主的基督教!他们的理由似乎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前的西方社会,信仰的是基督教!类似于毛左复辟文革的逻辑,"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文革",那么文革当然就代表了改革开放!信仰分子荒谬的逻辑的唯一依据,就是他们无疑是虔诚的信仰,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还不发达,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受到抑制,而是因为领导阶级信的不是基督教!他们加入了围剿资本主义的联合阵线,一边抱怨他们这些信了基督教的新一代先进阶级,居然不是领导阶级!

号召"万众一心,统一思想,不缺信仰"的理由,总离不开"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对社会(or sth else)负责"的理由。就象白居易《卖炭翁》政府强征穷鬼资本家的血汗辛劳,当然是为了最终为了向(更)弱者倾斜。但如果国家财税可持续收入的,本来是可以简单地用钱,随行就市购买即可。国家得到了需要的炭,资本家得到了卖炭钱,纳相应的税。假如不考虑强征强抢背后的远大的高尚动机,如此禁止了穷鬼资本家的漫天要价,当然是很国家利益的,但是穷鬼资本家被剥夺了生资,自助求生成了幻想,也只好等分红了。

秦朝统一中的崩溃,明朝统一后的崩溃

为什么天下主义的"政治统一"是社会崩溃的开始?
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令"统一地球,振兴帝国"的美梦难圆;
秦朝统一中的崩溃,明朝统一后的崩溃

在个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法治(公共约束)提供的强力辅助,强制任何暴力倾向者也要放弃暴力,每个人都要通过与任何他人的平等议价实现合作。显而易见的,与等级社会中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居高临下,你上司可以"妻你妻以及民之妻,财你财以及民之财"的封建权威,所谓统一思想的有信仰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小民居然还要唯利是图,拒绝非分的要求,还不能对这些贱民枪杆子开火,委实让先进阶级们极为不爽。同样的不爽也表现在,先进阶级们不能在国际上任意推进国内法的覆盖,就称国际社会是弱肉强食

由先进性阶级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对国际社会主权分立的现实如丧考妣,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所谓"世界大同的天堂"朝思暮想。直白点说,他们梦想着自已作为国内先进阶级的那一套国内法,可以毫无阻力地覆盖于全世界——>如果自已做皇帝,那当然是极其美妙的;——>他们如果不是没有意识到别国也有其国内法,就是骨子里从来没有真正尊重别国的国内法的存在,就象他们没有真正尊重同胞贱民的人权利益一样。如同他们玩弄点讨好伟大朋友,拉拢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落后兄弟,无非是重温秦灭灭国迷梦的纵横捭阖

不考虑这些爱国鬼子的先进制度,综合实力总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差了几个档次,难圆其统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先进美梦;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这些帝国社会真的统一全球,(英国曾经政治控制了半个地球),是否就能够控制这"统一的世界"的每一个局部呢?同样以英国为例,英国当时的控制,实际上是对土著自治的买办的控制,在印度是对印度土邦主的控制,授予他们更高的特权,用印度教的买办精英分立于土邦主,再由英国招募的少数民族军队(锡克,尼泊尔)平衡之,建立的是对印度政治主导的权威,而不是全面征服

同样再用中国历史上的"秦灭六国"而论,秦灭六国以前的刀光剑影,在秦六国破灭后变成更为凶险的,似乎是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庞大的黑社会组织。象张良在博浪沙几乎刺杀了秦始皇(就是后来当上刘邦教父的那个韩公子张良),项梁项羽叔侄在会稽几乎保留了楚项全部骨干部队;田荣家族在齐地的势力有如项家于楚;魏驹在魏地也有上千从众……,相比之下陈涉吴广的揭杆而起,小儿科矣!可见秦始皇所谓灭六国,只是形式上的颠覆了六国的王统,而没有真的获得六国势力的效忠。秦的镇压,进一步消除了秦统的合法性

六国王室与其说是秦的敌人,不如说是秦本来可以更好的控制天下的盟友,也是秦与六国社会实力威胁的缓冲。秦之"强劲"是相对六国孱弱的王室而言的,相对六国社会的实力,秦处于弱势。如果秦能争取到六国民众的支持,还可以相对抑制六国豪族;但是暴秦似乎是打算掏空六国民力,以便强化秦国优势,接连北伐击征砌皇陵盖秦宫,既无损于六国豪族(项梁八千子弟没有那个是给征用的),反而把六国民众全部推到豪族一方(如英布,刘邦),六国王室的消失不但消除了缓冲,还让六国反秦力量团结一致!秦朝速亡理所当然!

追求形式上的"政治统一"的皇朝虚荣,就会忽略支持一个帝国对内维稳和对外扩张的总财力,在一个时代里接近常数,此增必彼减。秦灭六国就如同短布掩体,除了把自已扯成十七八块,与六国王室同归于尽以外,无论是秦朝王室还是秦国的民众,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类似的还有明朝,同样是受制于维稳成本的有限,此维稳财力又因为明朝落后的经济体制而每况愈下。在天下大同的剪刀差的尽头,当然就是边境明军的土崩瓦解(对外军费破产),国内民变蜂起云涌(维稳治安成本破产),试问明朝是亡于外,还是亡于内

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义和团侵略外交使领权区域,屠杀外交人员及家属,招致八国联军拯救行动

民主社会的"犯罪"是罪犯自主选择的预定惩罚;
罪名成立,罪犯相当于被剥夺公民权的外邦人;
外邦人不是"司法豁免权人"及义和团事件中的侵略;
东方帝国"内残外忍"的本质是"贱民低人权,无人权
"

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对于按照"疑罪从无,疑证从无,默认利益归于个体"的司法原则,仍然可以判断确认为自主选择了违反公共宪约的人,即犯罪,其强制性相当于这些犯罪人士自已选择了自残或者自杀。因为对于公民个体来说,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相当于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非黑即白一刀切!法律体制越是有效,越是欠缺腐败,整个体制的运作越接近是六亲不认的机器。这与公有制社会中,依靠着当权者个人不容质疑的公共权力,其感情丰富的执法体系,懂得刑不上大夫,法不律王子般乖巧的"法治",自是大不相同。

由于公共约束的权力,始自于公众个体从自已自治的最基本合作约法中的背叛;因此一旦程序正义的罪名成立,等同于该罪犯已经被其本来加盟的自治体开除,或可视为因为打破自已约法的誓言而背约,(两者等效),该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在公共体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个需要对自已侵犯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负责的"外邦人",其接受的法律强制性,与一名犯同样罪行的外国人相同。该法律生效的过程,东方社会常常被忽视了"程序正义,疑罪从无",又以帝国思维被误译为"剥夺政治权利"——>民主政治权利只能是自主选择失效

程序正义下罪名成立的罪犯,相对于接受司法惩罚的外邦人,而不论内中是否冤情。因为程序正义本身就是疑罪从无下对疑犯的判定有罪,那么罪名成立后的昭雪,就要倒转过来,变成疑证从无。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疑似无辜者"本身是罪名不成立,否则不能认定犯罪事实不存在。东方帝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商鞅的法家暴政,就精明地把程序正义判定有罪的关键过程断章取义地剔除了,在东方正义帝国里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如赵作海案中名言:"你说自已无辜,拿出证据来!",这是把所有贱民,先天性看作了罪犯,即低人权!

对于一个天下一统观念中的帝国的臣民,受"正义就是普世的真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洗脑,缺乏自治概念的人,很容易忽略"对犯罪的外邦人的追诉",隐含着"在司法管辖有效地区"的前提,即司法地区管辖权的问题。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也是自治社会,不同地区的司法习惯法可能有所差别,因此"越境管辖"意味着侵略。侵略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概念,国与国之间实际上是"欠缺彼此条约"的自治体,联邦社会相当于"有共同条约"的国与国。国与国间"外交人员享有司法豁免权"就是是常见的国与国条约。

因为"外交豁免权"是主权共同体之间平等约法的产物,不可能在天下帝国的合法性中找到任何依据。因此类似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领区,东方政治哲学可以控诉"西方外交人员(洋人)万里迢迢侵略中国",但是从国际(平等)外交来看,显然是中国和义和团侵略了八国外交使领权区域,并试图屠杀外交人员及家属,才招致八国联军的拯救行动。至于到底谁侵略,八国联军是否侵略,义和团是否革命,纯属意识形态上的道德褒贬;来来去去的事件和对国际法权的冲突与否,固然与东方两千年帝国文化不容,是非曲直却是很清楚的。

民主社会对犯罪公民的惩处,相当于在剥夺/暂停公民权后,对一个外邦人的犯罪惩罚。外邦人并不是刑事豁免的特权人,与东方帝国"内残外忍,洋人违法以礼相待"惯例截然相反。东方帝国"内残外忍"的政治习俗,因东方帝国人治是官权针对私权的居高临下,这种居高临下对于国力更强的西方公民是失效的。彰映的实际上是东方臣民的低人权,和东方没有人权。但是司法豁免对于外交法权缔约国的互派外交人员及家属则是有效的。对于本地司法管辖权地域的犯罪追诉,是自治主权体之间的条约协作关系,不允许跨境司法。

2012年12月2日星期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赌博,吸毒,卖淫"退化为是否剥夺犯罪成人对子女的监护权

公有制社会不承认个体可以自治自理,民主基础是"个体自治权"

由于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利益以外的社会利益,因此同样也不就不存在对自主个体而言的衍生成本。在官方黑社会化在薄主教的领导下猖獗的不久前,很多"民粹斗士"以妖魔化的方式看待黑社会现象,不知是受香港黑社会电影影响,还是黑社会文学的爱好者,拿着小说和电影当成社会经验,为薄主教唱红打黑叫好!他们的逻辑是,黑社会有暴利(显然想象)有强迫性,如果政府不严打,就无所谓民主,云云。这是把政府严打(导致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带来的政府黑社会化的强迫性,硬套到民主社会上了。

在评估"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时,无论是政府利益方面的舆论导向中,还是公众同样出于自利的本能,甚至仅仅为了炫耀自已是道德超人,都会倾向于忽视公共约束(法治)覆盖范围过大,而导致整个社会黑社会化,甚至政府本身变成黑社会的巨大衍生成本,与之相比,几个小混混带来的骚扰,完全可以加以忽略了。在忽略整个社会黑社会化后,所谓"赌博,吸毒,卖淫"等不良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毕竟公民个体上还可以对付非暴力的骚扰,但无法个别对抗整个社会的法西斯主义。

以赌搏为代表性的行为研穷对象,大致上可以在逻辑上覆盖"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其他,但是毕竟只是类比牵涉到吸毒,卖淫,不能代表所有传统价值标准上不良现象,而仅仅说明赌搏现象反映的不良现象的通性。具体而言,赌搏一般主要责任者父权家长,吸毒就多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卖淫关注的主要是未成年少女。赌博的原因主要是家族的公有制,少女卖淫多因等级社会的攀比,吸毒则是多是劣质民主的gangband,即同类相吸的小社群的"投名状"。另一方面,很多在传统价值观上不相容的现象如商业自利,并非真的不良。

非完全责任能力者(如青少年)"可能被忽悠"而支付的公共约束(成本),所指望减少的社会衍生成本,也就是社会因为豁免非完全责任者犯罪,所承受的额外的成本。但是除非无责任能力者的监护人是政府本身(如公办的孤儿院),否则监护权总是属于某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成人,从而为诸如"赌博,吸毒,卖淫"设立主观选择的防线。除非此人本身就是"赌博,吸毒,卖淫"中的一员,否则没有理由认定此人无力保护被监护人(如子女)。这样公共约束就退化为"是否因为赌博,吸毒,卖淫行为,剥夺其监护权"的问题

"个人真的有能力抵御黄赌毒的诱惑吗?""被监护人真的受到(如父母的)有效监护吗?",都是公有制传统的习惯思维;也只有在公有制前提下才成立,——>该前提是许多傻瓜似地奔细节里去的民主哲学家所忽略的,类似的还有"个人可以善理财物吗?""市场可以不用监管吗?""生育可以自由吗?"……全部都是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命题,在个体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完全没有意义。个体主义社会之所以为民主社会,就在于断言个体是可以管好自已的(自治),直到事实证明责任人没有能力为止!(如犯罪了)!而不是相反!

因此尽管如"赌博,吸毒,卖淫"的确可能影响到缺乏监护的青少年,——>这是青少年之所以被青少年之故!但是还必须承认,监护人能够完成监护责任,也是被先天假定的,尽管不是被绝对神圣化的(否则就成为父权),因此除非是接受到监护人的援助请求,否则公共权力不可以取而代之。接受到监护人请求的援助而干预,与"未经授权的监管公民"的干预(即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推而广之,在自治社区的公共约束选择而言,也可以用民主表决形式,禁绝黄赌毒,视为公共援助。这也是公共约束与公共强制的区别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赌博,吸毒,卖淫"退化为是否剥夺犯罪成人对子女的监护权

公有制社会不承认个体可以自治自理,民主基础是"个体自治权"

由于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利益以外的社会利益,因此同样也不就不存在对自主个体而言的衍生成本。在官方黑社会化在薄主教的领导下猖獗的不久前,很多"民粹斗士"以妖魔化的方式看待黑社会现象,不知是受香港黑社会电影影响,还是黑社会文学的爱好者,拿着小说和电影当成社会经验,为薄主教唱红打黑叫好!他们的逻辑是,黑社会有暴利(显然想象)有强迫性,如果政府不严打,就无所谓民主,云云。这是把政府严打(导致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带来的政府黑社会化的强迫性,硬套到民主社会上了。

在评估"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时,无论是政府利益方面的舆论导向中,还是公众同样出于自利的本能,甚至仅仅为了炫耀自已是道德超人,都会倾向于忽视公共约束(法治)覆盖范围过大,而导致整个社会黑社会化,甚至政府本身变成黑社会的巨大衍生成本,与之相比,几个小混混带来的骚扰,完全可以加以忽略了。在忽略整个社会黑社会化后,所谓"赌博,吸毒,卖淫"等不良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毕竟公民个体上还可以对付非暴力的骚扰,但无法个别对抗整个社会的法西斯主义。

以赌搏为代表性的行为研穷对象,大致上可以在逻辑上覆盖"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其他,但是毕竟只是类比牵涉到吸毒,卖淫,不能代表所有传统价值标准上不良现象,而仅仅说明赌搏现象反映的不良现象的通性。具体而言,赌搏一般主要责任者父权家长,吸毒就多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卖淫关注的主要是未成年少女。赌博的原因主要是家族的公有制,少女卖淫多因等级社会的攀比,吸毒则是多是劣质民主的gangband,即同类相吸的小社群的"投名状"。另一方面,很多在传统价值观上不相容的现象如商业自利,并非真的不良。

非完全责任能力者(如青少年)"可能被忽悠"而支付的公共约束(成本),所指望减少的社会衍生成本,也就是社会因为豁免非完全责任者犯罪,所承受的额外的成本。但是除非无责任能力者的监护人是政府本身(如公办的孤儿院),否则监护权总是属于某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成人,从而为诸如"赌博,吸毒,卖淫"设立主观选择的防线。除非此人本身就是"赌博,吸毒,卖淫"中的一员,否则没有理由认定此人无力保护被监护人(如子女)。这样公共约束就退化为"是否因为赌博,吸毒,卖淫行为,剥夺其监护权"的问题

"个人真的有能力抵御黄赌毒的诱惑吗?""被监护人真的受到(如父母的)有效监护吗?",都是公有制传统的习惯思维;也只有在公有制前提下才成立,——>该前提是许多傻瓜似地奔细节里去的民主哲学家所忽略的,类似的还有"个人可以善理财物吗?""市场可以不用监管吗?""生育可以自由吗?"……全部都是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命题,在个体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完全没有意义。个体主义社会之所以为民主社会,就在于断言个体是可以管好自已的(自治),直到事实证明责任人没有能力为止!(如犯罪了)!而不是相反!

因此尽管如"赌博,吸毒,卖淫"的确可能影响到缺乏监护的青少年,——>这是青少年之所以被青少年之故!但是还必须承认,监护人能够完成监护责任,也是被先天假定的,尽管不是被绝对神圣化的(否则就成为父权),因此除非是接受到监护人的援助请求,否则公共权力不可以取而代之。接受到监护人请求的援助而干预,与"未经授权的监管公民"的干预(即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推而广之,在自治社区的公共约束选择而言,也可以用民主表决形式,禁绝黄赌毒,视为公共援助。这也是公共约束与公共强制的区别

司法有成本,公共约束范围超出成本,就会导致政府黑社会化

"政府(司法)无所不管"的衍生成本常常被忽略;
司法有成本,公共约束范围超出成本,就会导致政府黑社会化;
最极端的黑社会化是整个政府变成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是法治成本的边际,随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恶化

"赌博,吸毒,卖淫"等传统观念中的丑恶现象,尽管人人讨厌,但在公共约束选择上,共同的客观规律,就是必定存在着执法成本限制的成本边际,而且涉及覆盖的范围越广,成本边际越容易触及,执法效果因而越是低下,黑社会现象就越严重。黑社会现象的恶化,是"强化监管""公共机构无所不管"的必然后果,同样是社会衍生成本,但常常被忽略。只要一个社会活动是需要成本的(不争争论),司法成本就是有限的,成本底线就是具备的,从而构筑了类似信托的关系,通过税收专项提供的"公共约束"的公共服务。

以天朝帝国为例,绝不能认为政府不愿意严打"赌博,吸毒,卖淫",也包括诸如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之类,天朝帝国如果是管得少的,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管得多的。如果天朝帝国不是最美好的,那一定不是管得少的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运作不得法,或者说是体制问题。以"赌博,吸毒,卖淫"为例,如果说警察叔叔接报凶手案,会很守法地遵循所有必要手续才以慢动作紧急出警的话,接报"赌博,卖淫"可以罚款线报,简直是争前恐后立功心切!趋利避祸,本非天朝特色,两千年古今中外差人本色,莫不如此

但是事实就是,即以"赌博,吸毒,卖淫"而论,天朝帝国的确也是老子天下第一,不遑多让。至于有毛左说毛帝时没有"赌博,吸毒,卖淫",这就如同争辩毛帝时食品很安全,概不争论!客观规律就是,司法成本无法支付"公共约束"的覆盖责任时,执法部门首先就会从执罚中增加收入,——>此非贪污,本为公事,因此有了公安部门的争先恐后和城管的大爷。天朝城管担负恶名,无非是因为上级不批款,让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自已养活自已!假如上级出薪,城管叔叔的为人民服务水平,必定大为进步,因为执法支出增加了。

天朝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如果不是有政府背景,纯粹就是黑社会行为。在明朝时代的半官方背景的城管,称为牙行。公安部门争先恐后抓"赌博,吸毒,卖淫",实际上类似于与黑社会争抢地盘,照样是收了罚款就放行(保护费)。但是公安部门毕竟不是司法部门,不可能代替司法和法治,裁判人间是非。当执法部门因为"政府为什么不管""法治为什么不能无所不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得不让警察和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跟黑社会争地盘时,这些政府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黑社会的本身,凶恶更为无所忌惮

因为"法律秩序无所不管"的良好愿望,因为不顾及司法成本的限制,反而导致了社会组织的黑社会化;是太平盛世时,公有制帝国仍然走向邪恶和暴政的不二法门。恶化到极点时,就会出现重庆打黑和希特勒帝国式的现象。小混混的黑社会不见了,政府自已变成最大的黑组织,无人再可以约束之!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黑社会,变是一个集中营,至于是否真的没有了"赌博,卖淫",如同毛左说毛帝时没有通货膨胀,不必争论。此处并非强调"不可以管",而是说明管的能力限制,所谓处处必守,处处不守,需要择要而管。

因为传统习惯法在每个人的意识中都有所沉淀。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保守的,绝大部分人也的确是保守的(包括笔者),因此对于"赌博,吸毒,卖淫"这类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的判断,就很容易强化了对个体感受到的"赌博,吸毒,卖淫"的不良影响的后果。所谓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世风不古""政府为什么不管",多是此类心理的作用,而不一定本意是纯种卫道士。但是同样是因为传统公有制观念"秩序"的影响,绝大部分人也在事实上忽略了,"公共权力什么都管"的更为巨大而不可抑制的衍生成本。

民主社会不禁止任何人自由,但阻止任何强迫他人的企图

民主社会不存在"被忽悠"的犯罪免责;
民主社会的宪法基础就是人人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民主社会不禁止任何人自由,但阻止任何强迫他人的企图;


公共约束对于"赌博,吸毒,卖淫"现象之不覆盖,并不等于对衍生犯罪现象的袖手旁观。象赌搏一般会导致高利贷和高额负责,但是按目前西方的破产法,尽管高利贷一般未尝不合理,但只要借贷人接受破产保护,大耳窿追斩就是严重的顶级犯罪行为,可以判死刑。这样就在事实上斩断了向赌徒输送赌资的渠道,因此西方无论是与赌搏相关的高利贷还是黑社会,都远没有东方帝国严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东方帝国出于公有制的考虑,至今仍然拒绝破产法的实施。而西方远在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了破产保护

因此公民个体之拒绝"赌博,吸毒,卖淫"的侵扰,是有整个公共约束对暴力、诈骗和协迫的抑制为后盾。可以这样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尽管对"赌博,吸毒,卖淫"现象的法律取缔远不及东方帝国严厉,但是除非是公民个体自愿接受"赌博,吸毒,卖淫",即自愿成为"赌博,吸毒,卖淫"的人体实验对象,否则不存在"黑社会强制公民赌博,吸毒,卖淫"的现象。如果有个别情况不符此先验结论,那是因为西方社会即使如美国也未完全是民主社会,甚至只是在宣传上的假消息。 因为民主的本意就是个体可以拒绝暴力强制

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体系,不是为了禁止任何人的自由,而是为了阻止任何人强迫他人的企图,比方说强迫他人"赌博,吸毒,卖淫",如果不能达到这点,也就不是民主社会。此点强调了,民主社会是一个每个人要对自已行为负责的社会,如果有人强迫你做坏事,如"赌博,吸毒,卖淫",你可以请求司法援助,将罪犯绳之于法;但如果不能举证受协迫,就要对自已的所有行为全部责任。因此才可以假定,民主社会中的如"赌博,吸毒,卖淫"的丑恶现象的衍生成本,是对于个体的诱惑而言,当然可以被个体的主观拒绝

该结论对于具有法定独立行为责任能力的公民是无疑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民主宪法的组成要素,也因此才会有"一人犯罪一人当,罪不过妻子父母"的合法性。未成年人一般被豁免责任,而减等地责罚于其本身或监护人,如未成年犯减型,也没有听说过少年杀人犯的父母要代子女受刑,(显然社会承受了额外的成本),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豁免了精神病患者。无论豁免是否合理(象"精神病"犯罪免责,其实是因为信徒罪犯临终需要忏悔,而侵犯受害者人权),但公民要对自已自主行为负责的宪法精神,在民主社会是公认的。

换言之,只要是民主的个体社会,就必须接受关于"赌博,吸毒,卖淫"等丑恶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的逻辑结论:如果一个责任行为人自主地选择了"赌博,吸毒,卖淫",那就不能怪别人的忽悠,而是自身成本支付自身选择的自主结果,It is not your fate, It is your Choice! 因此对于责任行为人,特别如赌搏一般是父权家族的家长,显然是无疑的责任人,所谓"因为没有禁止'赌博',所以腐化堕落"的理由,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赌博,吸毒,卖淫"的社会衍生成本,只能对非完全责任能力人士而言,如青少年。

民主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民主社会,就在于其公共约束最根本的目的,是强行制止任何强迫他人的行为,但不干涉任何自主(他人不反对的行为)。这也是公共约束之与"公共道德"相反之处,尽管在左棍的哲学中,可以偷换任何概念的名称,但是公共道德是干涉他人的自主(那怕没有人反对),目的在于强迫他人的(按指定标准的)行为。因此也就可以否定,那怕是"赌博,吸毒,卖淫"等和黑社会现象对自主个体的强迫性(可视为已经被法治禁绝)。诱惑可能会有,强迫就不存在。由此可以否定对自主个体的他方责任可能性。

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创业的制度成本接近于零

"赌博,吸毒,卖淫"后果因为公有制而高度恶化;
私有制个体社会抑制了"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公共约束"赌博,吸毒,卖淫"的意义不大,因为执法成本边际而必定伴随黑社会;
公共约束是公众的成本,对"赌博,吸毒,卖淫"者的人道主义

赌博后果可能会严重损害一个公有制结构的传统家庭,直到其破裂。对于家庭来说,"破裂后果"本身是赌搏的衍生成本。对于私有制和公有制家庭来说,"破裂后果"完全不同。私有制个体家庭的破裂,更多的是家长个体责任能力的破裂,一般表现为夫妻的离婚,或者子女过早自立(极端情况是离家出走)。而对于公有制家庭来说,则通常意味着共同长期的痛苦,甚至家破人亡。因此赌搏的衍生成本,对于公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损害不是同一程度层次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制社会更看重"公德""监管"。

果假定吸毒对于大部分瘾君子来说,是难以戒绝的;最终很可能会因为毒瘾催迫,瘾君子会铤而走险。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根据实体社会学的经济规律,界定"瘾君子铤而走险"时的状态。可以预计的是,如果不采用公共约束于"赌博,吸毒,卖淫",第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由于供应条件改善,"交易成本降低","赌博,吸毒,卖淫"的价格会大幅下降,并且出现品牌竞争。后者可以从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和荷兰的妓女一条街得到间接验证。目前"赌博,吸毒,卖淫"的高价(即所谓黑社会暴利)其实是监管下的黑市价

其次基本上可以确认的结果,是由于信息条件改善,"赌博,吸毒,卖淫"的负面结果会更广为人知,比天朝式的道德宣传更可信,因此也将大大减少"赌博,吸毒,卖淫"的消费需求。这里还没有考虑,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自由创业的制度成本接近于零,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断定的是,由于供给的增加,需求的减少,将导致"赌博,吸毒,卖淫"的价格变得非常低,收入替代途径的增多,也进一步减少了铤而走险的必要性。不过,假如"赌博,吸毒,卖淫"确实是对个体是坏事的话,也终会到达山穷水尽的时侯。

因此"赌博,吸毒,卖淫"假如合法化,即不纳入公共约束的法治范筹,固然不可能杜绝"赌博,吸毒,卖淫"现象,毕竟社会无法替公民个体保证不做自体科学实验;但也的确会大大减少该类现象。同时由于避免了黑社会(黑市)化,也方便对"赌博,吸毒,卖淫"进行规范。比方说只能在指定赌场,妓女要体检,工作场所要戴安全帽,由专业注射医生"注毒"等等。是否能减少"赌博,吸毒,卖淫"对社会的衍生成品还需要研究,但比黑社会化供应更安全,更少副作用,也更透明,应该是可以断定的

对于英勇自体实验的"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来说,如果"赌博,吸毒,卖淫"真的是有害的,也将意味着他们在更优越的条件中,往死路上走得更远,才会山穷水尽。如果实行公共约束覆盖"赌博,吸毒,卖淫",可以预计的市场效应就是价格高涨,迅速消耗光"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的身体和财产本钱,但远未接近死期。由此也可见,公共约束如果禁止"赌博,吸毒,卖淫",真实的含义并不是人权自主,而是人道主义的"挽救堕落的弱势群体"。类似的还有美国过去实施过的,现在俄国也在酝酿的禁酒令

么在衡量公共约束是否覆盖"赌博,吸毒,卖淫,喝酒,跳舞,玩游戏机,……etc"以前,可以明确的就是,如果覆盖丑恶,而丑恶的确是对个体有害的,将面临多得多的身强力壮的铤而走险;如果不加以公共约束,尽管这些弱者群体也会最终铤而走险,但数量少得多,而且最终已经脆弱得要急救的水平。少数濒临病人造反的风险,估计可以忽略。公共约束覆盖于丑恶现象,是一个有成本边际的负反馈,因此黑社会必定与法治伴随;执法最终只是尽尽人道主义的人事,是公众为挽救"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付出额外的代价。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资本主义的进步不需要革命

"逃向美国的右"通常成为返回祖国的洋左派;
逃往海外的同胞的三种主要类型:左棍,怪胎,买办;
逃向美国成为不顺利的"少数族裔"让一些人"向左转";
资本主义不扩张,"民主外援"靠不住

明白个体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约束和"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原则后,所谓"吸毒,贩毒,赌搏,卖淫"等等被传统文化声讨于自由社会的"丑恶"现象,一下子失去了足以激动人性真理辩论价值。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继承自传统习惯法(否定传统的丑恶现象)的连续性,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也就是被公害卫道士所谴责的"政府不作为",在必然收获了基督马恩毛孔儒等卫道士指责之"政府为什么不管"时,也就从局部试点开始,提供了渐进的、实践学习性的、能纠错的改革机制。

深圳作为"政府少管了许多"的特区,虽然是并不完全的自治市,仍然带动了全中国,实现了一轮在从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真实飞跃。冲这条,笔者就觉得没有理由,对邓江胡三朝中国的领导层,作否定性的评价;更何况就算是美国自已,本身也多的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坑坑洼洼?资本主义确实是一种产生自传统公有制社会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新型社会。资本主义的进步不需要革命,除了矢志不移的人权独立(自治),任何革命都是对资本主义的伤害;除了把人权和自治的权力归还国民,任何改革也是对人权的伤害。

资本主义的进程尽管是"自治,保守,逃离"的过程,但美国不是中国的自治区!公有制帝国的臣民,只要有条件的,就算兼职留在祖国做买办,但身心也是会奔向美联邦的;some where out there! 笔者大脑中总是响起这首曲的词调!这是公有制臣民逃离地狱的本能,但并不等于说,逃到美国的人,就成了代表了自由先进性的权威,更不意味着不会热衷于当买办。他们固然未必真正理解人权和自由,甚至仅仅是迷信于欧洲愚昧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在西方社区中的少数族裔的不利地位,反而强化了他们左的倾向。

这些逃到异国的精英同胞,典型反应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西方洋五毛对中国的普遍观点立场。有些人反过来用细节理性主义的方式,向国内同胞说教,什么美帝国主义,不是亡中国之心不死,就是天天饿死美国人,少数族裔一天到晚自已感到被歧视,所以美国verybad。此类典型如朗咸平,司马南,卢麒元等人。另一些人则自居为新一代解放军,在美国左派和基督教正义十字军的无私支援下,必定能把中国建构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叫普世人权的公有制信仰帝国!今天活跃在国际上的"民运,六十四日党",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

当然最聪明的也是最精英的。权衡利弊之下,跑到美国将是少数族裔的坐吃山空,就算呆在美国闹革命,自已的肚皮房租也会天天跟自已闹革命;如果中国真的实行了人权自治的民主改革,屁股猫着美国的精英,也实在难与大陆原来的贱民同胞竞争。两相比较,精英倒不如当买办,让中国作为国内保持灿烂的公有制传统,低估人民币低价地,经买办们向美国输出国民利益,苦的只是大陆的贱民,赚到钱可以跑到美国养老的是当上买办的精英。如此这般,既可以说成是改革开放,又可以说成是对贱民的启蒙教育!此中代表是林毅夫

人类"自治,保守,逃离"促使有能力的同胞,乐于奔往目前最自由的美国;但是到达美国的这些同胞,又几乎不再成为国内民主进步的同盟军,反映的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具扩张欲望的特点。这些在脱离时很可能是"自由的,开明的"人士,反过来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恰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禁止个体和群体的自主扩张,以及带着美国人身份的再次"逃离资本主义",从落后祖国中当买办,赚足回美国养老的钱!假如不是明白,"自助者天助,求人不如求自已","民主外援"靠不住,说不定让国内一些人绝望!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统一思想的宣传

个体社会中"赌博,吸毒,卖淫"仅仅是自体实验;
资本主义信息透明,充分披露了自体实验的成败;
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降低了"赌搏,吸毒,卖淫";
"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整个社会在"自治,保守"原则下按本地多数人意愿,用他们自已的成本代价,实行他们的复古的,或者是科幻的人类实验,其中的不愿跟着实验的还可以"逃离",真的没什么好争的!一方面自体实验本身是人家成本权力范围内的爱好,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人家自治内的私事。至于结果也没有什么可争的,经济学不是哲学,辩证法不能颠倒成本效益的运作结果。只要成本没有被人为转移,人类实验最终会给出胜败利钝的结果。好的经验大家跟着学,坏的结果耸耸肩"活该"即可,根本不用向立志当傻逼的弱者们"倾斜"。

在此前提下再讨论"赌博,吸毒,卖淫"等在公有制文化传统中是"极端的,传染性的"恶习,首先就排除了"藏污纳垢之地危害全人类"的担心,而变成了"自已是不是赌搏,自已是不是吸毒,自已是不是卖淫/嫖妓"(个体上)和自已的地方是否允许"赌搏,吸毒,卖淫"而仍然能控制得住!——>法学永远排除道德化,就在于要严格定义每一个语句含义——>"允许=不取缔"但不等于"鼓励";"能够控制住(恶劣)影响"更不等于"上山入伙"。但如果在公有制帝国地方官如此作为,多半卫道会说黑社会保护伞之类

因此尽管"赌博,吸毒,卖淫"在传统文化中是"极端的,不容讨论的",如果不是接受中央集权的监管,就是"赌博,吸毒,卖淫"的坏分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社会中,对"赌博,吸毒,卖淫"归根到底只是个体和自治社区(合作中的社会性"个体")自已判断,自已选择,自已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后果也不是哲学谴责的道德,赌搏者早晚会倾家荡产,吸毒者早晚废物一个,卖淫者再无可能有家庭生活可言,嫖妓者性病高危……,辩证法虽然万能,但要把这些自找的失败者,辩证为成功的幸福人士,还是挺高难度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统一思想的宣传,信息是透明的,知识传播阻力是低的,交易成本是低的,因此"赌博,吸毒,卖淫"科学实验的失败信息,也更广为人知。固然还会有一些坚定献身人类实验的勇敢先驱,继续"赌博,吸毒,卖淫",但是只要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情况,美国对于"赌博,吸毒,卖淫"的惩罚远较中国轻微,还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和世界上最多的印第安人赌场。相反中国一直严打"赌博,吸毒,卖淫",但是中国人赌搏世界第一,吸毒世界第一,卖淫恐怕也是世界第一!那怕是比例上而言。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s'nt it?

对比中美两国(公有制 vs 私有制)的"赌博,吸毒,卖淫"泛滥效果,是站在对"社区效益评估"的角度而言。就个人选择拒绝"赌博,吸毒,卖淫"而言,与社区是否允许无关,只需要个人拿主意就行了。公共约束就算选择严打,无非是增加了"赌博,吸毒,卖淫"的成本,对于立志献身者,仍然是隔靴搔痒,反而因为信息传播成本高(包括公共宣传显得虚假),让更多的青少年乐于投身"科学实验"。严打"赌博,吸毒,卖淫"是需要公共税收消费的,效果是不明显的,但还可以考察"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所谓衍生成本,就是由于"赌博,吸毒,卖淫"这些行为的允许,而在逻辑上极可能发生的(在没有实践证明以前,只是可能性)后果,直到被可信的事实(比方说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有志之士的身体实验)所否定;这些逻辑性后果将导致社会的严重伤害。举例说,赌搏可能会因为举债而导致债务奴隶的出现,此举自古希腊时期开始,通过废绝公民间的债务奴隶法,最终发现为今天的破产法而基本解决。又如卖淫会导致性病泛滥,吸毒则会导致毒瘾实验家,最后阶段铤而走险,吸烟有二次污染,而且抬高了全民医保的成本,等。

国企成了中国社会的寄生虫和毒瘤

为什么公有制帝国耽于忧患,热衷镇压?
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咧咧,有着损管水密舱功能

如果对比个体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约束和"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与公有制社会的"统一思想,中央集权",就会发现前者对于"部分人眼中的邪恶",简直就是麻木甚至是包庇。而公有制道德传统就具有"疾恶如仇"的特点,只要权力还能滥用,就会不惜小民任何代价,也要满足高尚者的道德洁癖。原因就在于,个体社会本身具有限制任何非传统现象,在其得到广泛接受以前的扩散能力,或言有"抗感染"的隔离能力,自然不必莫名惊诧;而公有制文化就担心"坏思想教坏好人",因此急于防微杜渐,不惜侵犯人权。

公有制帝国之防微杜渐,大体上是过分自信,以为自已的宣传很有效(却又担忧公信力丧失,担忧缺乏信仰),同时又对自已很不自信,以为少数"思想煽动分子"可以无中生有,煽动起滔天的革命。公有制帝国及信仰革命的新一代,完全不去反思一下,连公有制帝国之权威策动全方位洗脑,如果都没有效果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公有制帝国劣政的土壤,几个思想煽动分子的所谓宣传,连火花都煽不起来,何况革命?对于民众来说,革命只能是客观上可能发生的随机事件;但对于公有制帝国统治者来说,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是自找的

公共约束在"自治,保守"下执行,自治把整个社会隔成了一个个居民自负盈亏的水密舱。既可以让忠诚于传统方式的社群,让他们自以为天堂的公有制方式生活,如以色列的基布兹人民公社,又可以让怪异的社群找到自已"末日堡垒",如摩门教在盐湖城的苦滩头建起了他们的"锡安",后者在黑客帝国中被引作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当然也可以象深圳之于中国,或者北美殖民地之于英国一样,让当时也是公有制中的少数者(五月花号只有两百名乘客)找到自已社会实验的田地。

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天然地防感染的隔离功能。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因此成为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因为成为多元化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同样地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社会不必害怕少数思想犯罪分子的谣言惑众,当然也不需要搞什么国安维稳之类的管制。只要是用自已的成本代价实验,就不可能伤害别人。能够伤害别人的,那是因为让别人付出自已实验的代价,或者是把自已"自治单位"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如国企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此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美国的寄生虫;中国大几千倍的国资委集团,更是寄生虫

但是对于公有制传统来说,统一思想"不能缺乏信仰",让贱民自愿奉献成为公有制成本的炮灰,是公有制生死存亡的命门,绝不能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改革目标"的成败关键。因此对于可能伤害"统一思想的信仰"的异端邪说,持高度敏感。其中的根源同样是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社会的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前者持个人主义,当然不相信洗脑、忽悠犯罪这类神话的现实可行性(至少笔者这么久了,也没有能够把毛左忽悠成人类);但公有制文化都是持理性主义,不但坚信自已能够忽悠愚民,也害怕愚民会被别的大师忽悠

因此公有制文化传统不能允许任何藏污纳垢之所最终危害全世界。这就是公有制帝国所谓天下主义的普世帝国观念,与公有制帝国转移内部低效成本的侵略扩张恰成天仙配!正是这样一种对全人类未来负责的救世主姿态,导致了基督教千年以来的教派冲突和民族仇杀,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再到斯大林的肃反大清选,延伸到东方毛帝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屠杀!甚至包括美国极端清教徒,担心"南方奴隶制的邪恶毁了新世界"而发动了南北战争,无一不是"担心传染"的竭斯底里。

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做人"不容易!希特勒斯大林的帮凶,是怎么炼成的?
对资本主义最大的误解,是理解成"另一种公有制";
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禁止个体的扩张,公有制个体向后进社会扩张

亚当斯密后继者共三种,包括被称为右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或称当权派,权贵派),一般被称为左派的民粹主义者,以及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人权私有制。但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从"人权,自治,公共约束"的标准鉴定,就会被五花八门的江湖豪杰冒用;诸如否定公共约束的"极端个人主义",或直接被偷换为"社会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的所谓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被偷换为"新自由主义"时,后者其实就是旧得掉牙的中世纪公有制传统,同时符合权贵政治和民粹主义者的教义,因此同时被左右派所乐于冒用。

坚持人权私有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已经有着千百(万)年历史的公有制文化传统的社会之中,魔鬼(公有制传统)总是装扮上帝的模样,让我们警惕并剿灭上帝(本私的人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公有制传统作为事实上的实在法的习惯法体系,既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通过伤害他人换取个人利益的政治投机的可能性,还称之为"高尚,上进,进步";也对每个人制造了政治和舆论的威胁、要胁和攻击的压力。普通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为文革和希特勒极权的帮凶!

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误解,是公有制传统的思维习惯,会认为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公有制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在公共约束的同时尊重个体的"保守,自治,逃离"的权利,换言之是对多数人暴政的自然否定。这种误解会让乌有之乡类型的马恩毛左,会以为西方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社会,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禁书,管制,监管,宣传,资产阶级专政,……,etc"。比较典型并得到绝大部分公害认同的,就是以为西方是一个有着大量情操高尚者严密监管的完美的斯大林帝国,叫资本主义

对于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来说,既以为可以用基督教之类西教"统一东方思想",也以为西方会推进意识形态,"统一全世界"!谓之普世!——>是的,西方基督教的确是这样想的,因此美国有南北战争,欧洲有殖民主义,现代有利比亚战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连他们自已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取缔,更何况基督教本身就是左派!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允许自已的"公有制团体"逃离,又怎么会推进"输出资本主义"呢?各后进社会勒紧腰带,自已作为一个相当于自治体的殖民地,向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有什么不满意的?

资本主义是不会推出扩张的,但也不会禁止个体和团体(教派和公有制社群,相当于个体性的团体)的自行扩张。这种扩张对于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害的,就算意图有害也无法构成威胁。但是对于落后的公有制社区(如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社会(如中俄东方社会)来说,如果连做生意的"帝国主义商人"也顶不住,那么殊无可能顶住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文明支撑下的公有制团体的扩张。比方说拿着火枪的西班牙殖民者,现代化武器下的纳粹德国,号称人权天使的法国殖民干预,……!但这些事件又被解释成"资本主义的扩张"!

不理解资本主义"允许用脚投票",也不理解通往奴役之路的终点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帝国主义的攻击,就会导致东方愚昧大众中的激进者,会自称是"传道的,启蒙的,觉醒的,进步的……etc",把西方洋五毛,甚至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视为对东方后进社会的解放军!典型如俄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大救星,东方愚昧社会又把苏联革命当成大救星,印度把社会主义当成大救星,南美把光辉道路和毛泽东当成了大救星……,而西方基督教的洋五毛,又把南美(虽然并不先进的)天主教政治对共产主义民粹的镇压,称之为"极右独裁"!

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

公有制社会剥夺民众"保守,自治,逃离"的个体权利/机会;
资本主义社会不禁止国民"保守,自治,逃离";
左派就是"逃离资本主义"的历史
苏联中朝社会主义是左派逃离西方的"应许之地"

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就是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用脚投票"逃离公有制帝国的历史。当资本主义社会从北美开始成形,在西方渐渐转变为优势政治时,逃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就成了各色传统瑰宝,构成了现代通往奴役之路的历史。与公有制帝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奉行的是"保守,自治,自由脱离",而不会象东方帝国历史上和朝鲜那样"防制民众逃离"。后者如东方帝国对于"边境地区"有特殊的通行证(如早期到深圳需要到公安局开边防证),朝鲜就完全限制部分"三代前不良出身"的公民接近边境。

欧洲历史上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少数教授"用脚投票"移居美洲,象给清教徒的马萨诸塞,给天主教的马里兰,给地震派(Quaker)的宾夕法尼亚等等,也并非真的鼓励臣民脱离,而是欧洲战国形态下,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公有制王国为了转移国内成本而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都需要"远征殖民"的开路先锋!移居荒凉的殖导地,不但是对国内少数社群如资本主义萌芽中的清教徒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国内的犯罪分子,换取死刑豁免的优厚待遇。如此给予"用脚投票"死刑犯优待的同等待遇者,也只有英国而已。

如果再联系到日本德川开始的锁国(目的与明朝的锁国相同,并非断绝与外国交往,真正的目的是垄断外贸),类似于中国古代"父母在,不远洋;客死异乡为异鬼"的世界公有制传统社会的恋土文化,从埃及的阿蒙神到印度教,都可以看到公有制传统社会不鼓励民众用脚投票是普遍的现象。目的首先是维持国内税源的稳定。英国式的"鼓励殖民"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这种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也是罗马戴克里先时期开始全面推广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限制就完全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限制的是后进地区民众的自由进入,但不反对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的准入豁免,如一般会欢迎富人和特选技术人员的移民。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限制自已的民众用脚投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及他们的怪胎民主派,把现代民主社会"限制进入"偷换成封建农奴时代的"限制离开",没有高超的辩证法和睁眼瞎的内功,肯定是做不到的。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治原则,也正式把中世纪时代的国王恩惠的"自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基础;从而也确保了资本主义不会从意识形态上扫除左派余孽

因此尽管美国成长起来后,公有制传统逃离资本主义,或者以自治和抱团的形式"拒绝资本主义",都要比封建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逃离和自治,要容易得多,甚至成为公有制信念者天赋的权利。这就类似于东方帝国仍然对"西方的信息"持敏感和禁止的态度,但西方社会实际放纵东方帝国的国家资本收购西方的媒体,或者公开在西方媒体上从事政治宣传和颠覆策划。自宪章运动以来,西方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两百年,左派真的面临受限制的威胁的,——>仅仅是被威胁!仅仅是在左派最猖狂的麦卡锡时期,——>仅仅是受威胁罢了!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长期存留并保持活跃,还有如基布兹和东欧马克公社(村社公有制)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允许"保守自治"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后进社会如俄国和中国的传播,也是资本主义优势时期,中世纪愚昧传统的"逃离",逃到了落后的东方农奴社会,找到了肥沃的再生土壤!西方资本主义伟大的现代成就,反而成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向后进社会传教道具,资本主义的内核就被这些新的旧的主义们仔细地过滤掉!居高临下的传教,把后进社会的民众当成复辟西方愚昧的社会主义中世纪的实验用小白鼠!!

倭寇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公共约束,多数人暴政,和公共强制(极权)
资本主义就是逃离公有制传统的历史;
明朝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

阐明民主社会"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保守,也排除少数人的阻挠"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法治的内涵后,笔者将其命名为"公共约束",以便与多数人暴政如卢梭的公共强制的极权相区别。由公共约束的内涵,也可以对比象证监会的芮萌教授的官方理论"如果老百姓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市场,离开中国)",就明白证监会和芮萌是权极主义的公共强制,甚至连"多数人暴政"都算不上,因为多数人的真实意愿,无论本意是不是侵犯少数人权益,都已经让几个官僚和芮萌这样的五毛教授给代表了

公共约束的法案是民选的,局部的,允许自治保守的,(因此不可能多数人暴政剥夺如个体的私有财产);向外允许用脚投票也容易离开,对内允许拒绝合作,而不是覆盖性的,对于"违法冲突"是利益归于被告,必须由独立的司法裁决。将此标准衡量于如证监会机构化之类的暴政,它们不是民选的,是郭主席四天一轮的"新政,改革",是雷厉风行不允许自治的,覆盖整个中国的,限制离开以及中国人平均太穷不可能真正逃离;执行上没有司法裁决,完全是行政部门随意就可以"惩罚违法"。方方面面都说明,这就是极权

同是西方的社会,欧洲明显比美国愚昧得多。尽管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已经显得不太"联邦"了,但就自治社会的程度而言,依然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把"自治"视作资本主义真正的母体(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北美并无冲突),那么欧洲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发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更不是欧洲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欧洲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欧洲的"城市自治体"。欧洲的自治体为欧洲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用脚投票,逃离贵族农奴庄园的奴役,进入了自治的平民特区

在美联邦正式建立,而且美独分子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一定要解放北美人民的反复尝试!在此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老百姓不断地用脚投票,逃离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但却是千篇一律逃离公有制的历史。先是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好歹也是自由了。然后是新教徒逃离基督教的思想教育,其中的顽固分子逃离欧洲,逃到北美。最著名的一批自私自利鬼,乘坐一艘叫五月花的破船,还没有靠岸,就把基督教君主制的传统瑰宝扔进大西洋,数典忘祖签下了"共和公约",毫无公德!拉开了现代政体的帷幕。

虽然欧洲文化的确是愚昧、落后、反动的中世纪公有制社会主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欧洲社会的确容纳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的确允许"保守,例外"的自治市;也的确允许(实际上是鼓励)"逃离"。相比之下,毛左为之痛心的大明帝国,则自始致终为了垄断外贸而"只帆片木不得下海"。郑和下西洋的大战绩,是无厘头屠杀天朝逃民含妇孺五千(称之为海盗)。战斗英雄戚继光所谓抗倭,只不过是剿灭了在沿海割据的"中国反海禁民众",所谓倭患恐怕不过是明朝军队劫杀战区民众邀功!与明末天朝解放军行径一模一样!
试问日本战国时期的东南小藩,能够一边防备朝廷强敌,一边远隔重洋侵略中国大陆?对比元朝征日本的艰难,能否反问一句,有可能吗?如果非要断言yes,只不过更加证明明朝极端腐朽,或者证明中华就是劣等民族。特别就后者再反问"有可能吗"?明军斩首不多,故事不少,但几乎没有日本名字!则是显见的史实。明朝有此功绩,资本主义当然是萌芽不起来。中世纪欧洲虽然愚昧,比起中华明朝大帝国,还是摩登得多了!但即使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只是在美国才真正成长起来!从此资本主义的成果又反哺于欧洲。
ps:想了解明朝倭患,建议先了解一下日本战国史和政治重心,易位思维或者可以理解笔者的反问:"倭患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

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

《南方周末》吓人的民粹:"自由主义将失去人民的支持"

十月的《南方周末》有篇很正经的奇文,大意是说"如果自由主义还不肯接受再分配财富的话,将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把这篇文章的立论,按实体经济学的等效定义翻译一下,就是"民主如果不接受通往奴役之路,直到极权天堂,民主就会被民粹推翻",或者直白点,"如果你不做婊子,就要失贞啦!"——>民粹够吓人吧?您还敢坚持民主诉求吗

"民主就是均贫富"不是南方周末的创举。毛主席和斯大林甚至希特勒,推销他们的民主时,同样是靠"民主就是均贫富(再分配社会财富)"争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以致可以实行(多数人暴政),甚至还能侵略了几年!大不了死了自家几千万劳动人民和资本家!活下来的人全贫得赤贫,主妇做妓女常常成了全家活命的路,够均贫富的!革命理想实现了

《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所谓南方系,是借孙志刚炒作出来的"公知代表",虽然被乌有之乡炮轰,但只不过是民粹左棍群体中的此派彼派,其媒体观点基本上是公害,其意识形态差不多是民粹,其执笔人不是左棍,就是怪胎民主派。即使是以孙志刚事件而言,用孙志刚个人的悲剧攻击户籍制度的合理性,类似于有某位警察滥用暴力,就否定整个公共约束(法治)系统的合理性;或者因为西方社会还有犯罪行为,就否定整个西方民主。孙志刚事件在怪胎群体中被视为南方系的功绩,笔者视之为南方系反民主反自治的反动

为了否定笔者对南方系可能是"因偶然事件产生的偏见",笔者特别定阅了南方周末,每期都浏览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总体上否定笔者的观点,而把类似孙志刚的事件,降格为偶然的炒作,或者是个别执笔人的观点。但是已经有几年了,除了没有明显跟进唱红打黑以外,南方系的观点基础是民粹,几乎没有符合资本主义的"闪光点"。他们所谓的改革,不是公害的折腾,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乌托邦,比如说福利社会,北欧模式,政治主动"重新分配财富"之类。换言之,就算他们参考一下西方,也是奉西方左派为正统。

回到南方周末的奇文,该文作者(还是南方的主编)自以为把握了时代进步的脉搏。作者是以国士无双的posture向"改革"进言,同时"忠告阻碍民粹的自由主义"。如果作者不是明知故犯的精明五毛,那么他一定是完全不了解实体经济学常识的白痴: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将缩小贫富差距!——>希望这些南方周末的公害知识分子,良心澎拜时,扪心自问,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真的没有"公有制特权"的存在吗?还是公害知识分子,把私有财产所有权,仍然当成了特权

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赌徒的赌瘾类似吸毒;追求"非预期收益"带来的快感的最大化
"投机"危害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有制,有可挪用的公款"
独裁者是能够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赌博作为一种被妖魔化的社会行为,无疑地除了税收以外,不能为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但也无坏处。明文禁止赌博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它的税收损失一般也能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但是对赌博的妖魔化,而不是具体分析赌博源头,能够对社会构成危害的途径,就将令到对妖魔化变成意识形态化,而扩展为对合理的经济活动的妖魔化,象吴敬琏和谢国忠对股市投资的妖魔化,实际上就是把赌博的原罪,扣到了投资的身上。类似的妖魔化模式,同样出现在公有制传统,诸如对逐利,(个体)贪婪,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妖魔化。

从家庭微观观察,赌博如果能够伤害家庭关系,必定是因为家庭存在着可供赌徒压注的"(家庭)公共利益",因此其博弈失败的伤害是整个家庭成员负担,而且通常不是由权力最大的(因此可以成为赌徒)的家长承担,而是由权力最弱小的家庭成员(他们本应天然有着"爱家主义"的情感)承担。很典型的就是一个父权家庭的家长好赌,欠下巨额负债就把自已的子女(有时包括老婆)卖为奴隶。传说的真相中,杨白劳就是因为赌欠下巨债自杀;黄世仁替杨还了一部分赌债,赎出了杨的女儿,而不是黄地主阶级逼死了杨白劳。
ps:另一个现实披露的案例,是香港女星蔡少芬和她的母亲

公有制由于是公有制的民主的总统做庄;万一总统是个贪官,家庭公共财富就全让总统监守自盗;如果总统是个赌徒,就会把家庭全部财产全赔进去,弄不好把老婆也作了赌注。这样的家庭当然是要破裂的。家庭因赌博的悲剧由此而起,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归罪于传统公有制美德的家庭模式,却只是归因于"赌博害得妻离子散"。类似的也有炒股,用自已的钱去炒股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家庭公有制,那就可能因为自已的决策失误,导致家庭的损失。就象郭树清这些管理层,替股民定股价,万一错了,赔的就全是老百姓的钱。
以家庭资产为注的赌博,相当于"未经看好,而得到额外收益"的高杠杆,如果获得概率中的"胜利",——>这是技术型股神最乐于吹嘘的战绩,给赌徒带来的愉悦也是难以形容的,效果可能与吸毒差不多,因此也难以戒绝。无疑就算是在"公平的西方赌场"上,如果赌徒不能拒绝"再次欢乐(吸毒)"的诱惑,比方说,象技术型股神一样信仰自已的不败技术,——>直到彻底失败以前为止,股神肯定是正确的!概率的上帝也终会让赌徒尝到失败,当然也将是"高杠杆的"损失下的痛苦,强烈的反差又成为新的诱惑。

如果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微观,家长制是君主制的缩微,那么能够让一个家长难以戒绝的赌瘾,在一个公有制国家之中,对于拥有君权的伟大领袖来说,就是大得多的杠杆!基督教孔儒这些中世纪的传统文化,仅仅指责所谓独裁者"恋权,恋利益,恋女色"而独裁,但事实上,独裁者固然未必是贪的,其享受的奢侈品也很难说不是"国家需要",卡扎菲财产,到底是归属卡扎菲家庭,还是卡的家族,还是的部落,在阿拉伯的公有制文化下无法区分。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长难以戒赌,为什么还要为妖魔化独裁者,找道德上的伪证呢?
以希特勒为例可称得为"真正的基督徒":吃素,穿同一套(旧)衣服,烟酒不沾,疯狂工作,不近女色,别无嗜好……;类似行为,估计可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上找到。但他们都在自已的独裁范围内,行使着赌徒式的计划经济和战争冒险,也肯定不乏技术分析的高手为他们提供"科学的信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杠杆的赌博。概率性的胜利(一般是小胜)可以带来伟大领袖的巨大声誉和无比愉悦的快感;失败的痛苦更让他们紧握权力,再赌一番!大独裁者大概只是有本事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仍然是好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

成功戒赌如同戒毒,有偶然性;禁赌禁毒没有什么坏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即"人权=自治=排他";
民主与"极端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允许公共约束"
民主共同体可以选择禁毒,禁赌

赌徒如果不能抗拒第一次诱惑,没有理由肯定他能抵御以后的更强烈的诱惑。成功戒赌如同成功戒毒,可能很具偶然性。这样也就引申出另一个逻辑一致的联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吸毒本身,除非存在着可以转嫁成本的途径,比方说挪用公款吸毒,或者象杨白劳迷上的不是赌博,而是吸毒,同样也可能把喜儿卖进妓院作为毒资;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基于公有制的前提,吸毒伤害的只是瘾君子自已。与赌博一样,瘾君子迟早也会破产走投无路,再无所谓杀人越货,这是百分百的"弱者",那是否应该象基督教等宣称的"向弱者倾斜"呢

正如前述,禁赌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同样地禁毒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一般称为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完全可以选择约法"禁止在共同体内赌博/吸毒"(或者请选择退出共同体,或被惩罚)。这就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必定与自治(共同体)相等效的地方,也是与极端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为名"否定禁赌禁毒作为共同约法的合理性的根本区别。因为尽管"吸毒"可以在只损害自已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成文法禁止,成为个人的权力;但在自治的条件下,则可以自治体的成文法所禁止。

在没有成文法的前提下,瘾君子当然有吸毒和赌博(or sth else)的自由,这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没有任何办法预先确定什么事是必定可能损害他人的。但是在两个以上的个体已经就排斥某种生活方式(如吸毒,赌博,or sth else)的共识时,也同样不存在第三方可以纠正之"不正确"的真理标准,这种选择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力,同样是"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不可侵犯的权力"的体现,而且显然没有损害第三方利益。这种排斥异议者的共同生活方式,就是社区自治。最小的体现,就是男女家庭的组合

因此自治的核心不是什么"迁移自由",而是"组合的自由",因而必定意味着"排斥不合条件者的加入"。这种"排斥性"的人权,体现在个体私有的本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体现在户籍制度(排除不合条件的加入者),以及经济组织上的信托(排除新的不合条件的股东的任意加入)。可以说,没有排斥的权力,也就是没有说"不"的权力,就不构成人权的客观存在。不幸的是这种天赋的人权,被基督教文化称之为"歧视"。因为基督教和其他传统文化,把人权私有意义上的"排他",混同于封建社会的"低人一等"。

在吸毒和赌博上,成文法形成以前(即没有排斥该瘾的习惯法),瘾君子有吸毒和赌博的自由;但是不吸毒和不赌博以及其他事,(诸如不滥交,不共产共妻,不共产主义……),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就有自愿结合成新社区,而排斥瘾君子加入的权力。同理地,瘾君子也可以自由组合成自已的自治社区,开放地或排斥地,过自已赌博和吸毒的新生活,跟无瘾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在已经有成文法或早期超越性习惯法的时侯,公民共同体禁止任何本来归属个体权力的部分内容如吸毒和赌博,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

逻辑上公民共同体当然也可以选择"禁止信托"的约法,如证监会芮萌的政治观点。这也正是东方帝国文化(即具备超越性意义的公有制的习惯法)之排除私有制内容,如明目张胆地围剿资本主义。但与"禁赌禁毒"相比,如果说"禁赌禁毒"看不出有明显的坏处的话,那么"禁止商业,禁止信托"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极其恶劣,全民贫困和饥荒甚至大规模死亡难以避免。这样就回到了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上。正如个体的选择一样,努力合法发赚钱,和上吊自杀指望天帝显灵相比,无疑前者更符合科学规律,成功的机率大得多!

笔者将民主社会在公共约法下对个体行为的限制,即民主法制的本身,定义为"公共约束"!西方一般称之为规范,但因为同用Regulation,常常被东方公有制文化,理解为君权神授的"监管,管制"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会计权益(分红),资本;
股价是资产价值,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价与会计权益(分红)和资本无数学关系,与市场占有率有一定关系;
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托拉斯定理(现象)

股份公司(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反映为股价),远远大于会计股东权益(一般反映为净资产,股价与之比率称市净率),更是远远大于"资本"。而且以资本为例,资本之所以在帐面上值钱,是因为股份公司需要这些"资本",资本因股份公司而显得"值钱",而不是相反的,股份公司因为拥有"资本"而股价高昂。两者的差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中世纪直到小农经济,对于财富理解的差距。它也将意味着当工团主义"翻身当主人",夺取厂房(本不要紧)还要废弃所有资本主义时,将是何等倒退和人间浩劫。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几乎完全不可以用"股东权益/分红"衡量。这就意味着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或市净率,那怕官方权威用"理性的"称之,都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计划经济。投资者当然会去衡量股东权益及其历史趋势,以及自已对市场前景的展望,用自已的投资金钱(对自已而言的信托)表达这种预期,但这是个体投资的预期!不是政治管理层权威裁决!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意味着不可能存在针对股价的"宏观调控",不存在官方权威的"标准股价一览",任何对股价的干预,都将损害整个市场的信托价值。

但是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又清晰地体现为"股价"这一可兑现的资产价格,——>与房价不一样,股价是真正的资产价格!它怎么可能是不存在的呢?那么股价到底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虚幻的泡沫?真的是假,还是假的是真的?当股神和管理层指责股价不真实时,他们显然已经陷入了真与假感知的精神分裂之中。导致这些中世纪及以前思维模式的良心卫道精神分裂的原因,其一是没有理解信托的资产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产物,其二是没有搞明名义价格与流动性兑现的约束关系,后者同样与信托价值(投资意愿)有关。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关联,要比会计统计的股东权益(含分红)的关系更大。当市场销售总额相对确定时,(假定若干年内不会急变),那么企业利润就与其本身的成本控制相关,这样企业家的管理和会计能力就开始派上了用场。如果注意观察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托拉斯化,典型如标准石油和美国钢铁,还有福特汽车,就会发现这些同行业顶级企业组织成的托拉斯,并没有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他们新增的利润是压缩自已的成本实现的,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的。这种现象意味深长!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比值称为"市销率",相对股东权益更准确地反映了股价,是"企业的价值在于从市场上赚回来的收入"。这种观念应用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就会出现天朝官僚的"(不计成本)向美国(贱卖)出口,有美元为什么不赚"的人类行为,——>假如不计成本的话!但是企业没有天朝帝国可以转移成本的贱民,除非天朝帮助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常谓之低人权),企业经营是必须考虑成本的。不过一般而言,尽管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终归是可以自已努力减少之的。

但是市场总额(占有率)不是国家划分的固定蛋糕,——>这是企业和行会(如国企)的根本不同之处。国家就算给行会政治划定"市场蛋糕"(这是今天公害派和英国宪章运动的诉求),但国家无法阻止蛋糕的萎缩。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反映为美国托拉斯的经验:"同时控制销售总量和销售价格,是不可能做到的"——>可称之为"托拉斯定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其实就是托拉斯定理的反映,即使加之国家信用托拉斯定理仍然有效,实际上是"交换创造价值(替代)的逻辑结论",是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股价比较接近于"无形资产+股东权益";
企业上市是无形资产的零售;
"无形资产价格软性"与"散户化股价刚性"的机理

市销率只是比股东会计权益(对应市盈率和分红)更能反映合理的股价,但仍然不可能由市场占有率,倒推出"合理的股价",即不存在绝对的数学逻辑关系。至于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资本"或称"生产资料",与股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所谓资本主义财富成长,完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能力以外。象天朝历史教科书,经常自作多情地说什么秦汉唐宋元明清朝都有资本主义萌芽,捶胸顿足于"李约瑟命题",实际上是将"千人作坊,集中的厂房"当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完全没有信托的概念

果市销率也不能准确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参照的指标,可供政治管理层作计划经济,为股民列出"全国股票正当价格大全",——>这就对了!不过比较准确地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概念的,是人们经常用的"无形资产",注意是较准确地反映概念,不是准确反映股价。今天所说的无形资产,如果不是某种不特定的形容词,如某人的信誉;就是某种精算师"精算出来的(估计)数目"——>如果真的能精算出来的,就不再是无形资产了!(笑笑)

诸如购并时用到的,由精算师估计的无形资产,无所谓准确与否,而在于收购方认同与否,即"精算是价格",其实是卖方的开价,是卖方的主观价格。必须在买方真金白银愿意买单,该价格才成为实价。如果不是为了购并,"无形资产"没有任何意义,也如同不能强制股份公司分红,持有人不可能从无形资产中分红,也不可能把无形资产抵押给第三方,再从中逐期分红。对于大股东或者是较大的股份兑现而言,股票价格和无形资产基本上接近于等同。因此对于购并而言,在股价以上再计算什么"无形资产",将是重复性计算。

当股份比例比较小,即所谓散户化时,股价就越来越呈现为刚性。即不会因为个别股票的抛售和追捧而大幅波动,从而与无现资产表现出明显的区别,但是前提必须是散户市!当整个公司被并购时,整体收购价格的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而且品牌这东西一般是跟公司经营模式的,将国营广药集团耍流氓从嘉多宝手中抢了"王老吉"商标,只不过是糟塌了人家之前三百多亿的投资,消费者根本不会买广药的帐。如果不是并购,股价相当于包含无形资产的零售。如果不是企业上市,无形资产就根本不能零售。

企业信托价值(非常接近于包含股东权益在内的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在散户市中,随着散户买卖份额所占总股本的小量化,而渐呈价格刚性,原因是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买方的接受,是DEAL的价格,而不再是无形资产那样的卖方主观。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边际效应:随着股份买卖越来越小,股价因为恢复到均衡状态的时间就越来越短,在长周期观察而言,股价就呈现刚性。所谓均衡,是对于长周期而言的足够短时间的波动,周期的长短相对于同一份额的买卖又与股本大小成反比。简单说,周样的买卖,小盘股容易出现波动

大机构持股的进出,也会导致股价波动后的恢复,但是这种恢复所需的观察期要更长得多,才能表现出刚性。这就是郭树清新政的核心"机构化",为什么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熊市的(数理)原因。郭树清最根本的错误,是把机构化导致的大波动,归罪于实际上是最稳定的散户市。因此当郭树清用"强推机构化""克服大熊市"时,必定只能是无穷尽的熊遍全球。另一方面,由于A股每一手买卖对大小盘都是相同的,因此当郭树清真的执行"一时同仁的限制投机"时,不但等于打压整个股票市场的信托价值,受到最严重打压的是中小盘。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会计股东权益"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分红)不反映股价;
会计学只能测算股东权益; 不能测算股价;
华尔街"企业家"的"资本并购"是透支股东的骗子手

股份公司的"信托"似乎是无中生有的价值,它不象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厂房,用地,设备,高炉(通钢毛左暴徒的理解)"(资本);充其量把固定资产视作生产中组织的要素。当基本设施已经过剩的条件(如凯恩斯主义泛滥的今天),皮包公司的信托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实际上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司,原因就因为既然社会设备已经是过剩的,完全不必重复投资,完全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废物利用。但是正如今天的东方帝国舆论和工商"管理"所体现的,仍然把皮包公司这种业务能力,视为对"实际投资"的剥削。

基督教和今天的东方改革派接受了资本主义出现初期的会计科学,开始用"(会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衡量股份公司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上述的)资本再加上股份公司投资的信托价值,并把后者的增减视同一次性损益(非经常)。无疑是五十步可以笑百步了!笑笑!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开始学会把"会计"作为看得见的,但如果真要股份公司"分红"(清盘),绝大部分"五十步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可能(实时)拿不回会计中的那部分权益,然后他们就会骂企业家是骗子,——>这就是吴英的罪名

会计股东权益之所以超过"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就在于含有公司投资所得的信托价值;但是在证监会和他们的股神,打压私营上市公司时,却是否认散户投资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的合理性!称之为"投机,不理性"!这是很有趣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会计的确是科学,但是会计的科学性仅在于核算股东权益上,而且在其持有的有价票证兑现时(含股权投资),会计就算拉上精算,对于其实际可兑现的价值,也只是一个猜测,因此会计师不是企业实际价值的裁判师,会计科学仅仅是股东权益这个黑盒子内的科学。

会计学仅仅用于估计股东权益,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对此用钱或者用脚投票,就真的构筑了这份会计报表(假定没有产权纠纷)的信托价值。但是也正是因为会计权益中,无论是对未来产品销售市场的判断,还是对于前一次性损益以及有价证券的判断,都只是一个测算,除非真的清盘,否则只是一个估计。这就类似于持股者在牛市中"赚了许多钱",如果不是清盘清仓,只是"按目前股价估计,赚了许多钱"。正因为"估计"与"实际"有着不可克服的误差,这样就有了作为公司管理层高估收益低估风险套取回报的可能性。

从"估计"与"实际"的误差中,向股东套取管理层的现实回报,是华尔街的金融骗局的核心。由于越是大企业,越是不容易估算,越是容易掩盖管理层的透支,因此美国股市的资本并购,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抹去以往透支的留迹,为新的透支创造条件。因此美国的资本并购虽然不少,但至少其中80%以上,是华尔街骗子们的道场,所谓企业家中的大部分,也只不过是这种透支股东的骗子手。这些建筑在对持有的信托价值的预估偏差的管理层透支,汇积的亏空是金融危机主要诱发因素,金融危机如同冲刷罪证的天赐暴雨

这就是华尔街一面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救助)又肥得留油的天才炒手的原因,会计学只是对股东权益的记帐统计,不可能作为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否定了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作任何计划经济"调控"的可能性。另方面也否定了一些会计师作为股神的神话。象一位从前是房托,现在被某国营证券公司招为专职五毛的庄托的化名"清议",当时只是一位会计师,长于"测算一次性损益";如此所述,测算是否准确,取决于管理层是否承认(配合炒作),他就以前成为"挖掘蓝筹股"的股神。此君其实对经济学,是一窍不通的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

股份公司的价值是"信托(投资价值)";
股东会计权益,企业家,分红……都与投资价值无直接关联;
信托(投资价值)与任何利好/利空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资本并购"的获利原理

企业的信托价值(投资价值)体现为股东财富的增长,——>相关于——>不等价于会计学的股东权益;同样也相关于——>但不等价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在股市中就是股价并不是等于股东财务权益,也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无逻辑相关的数学换算公式。换言之"管理层"(市场经济不存在一个"管理层")不可能用会计学的途径,统计出"什么股票应该值多少钱"。否则,无论是高于该价的股价被指责为投机而打压,还是低于该价被指为不理性而摊派,都相当于对市场经济中的"信托价值"的额外税收,损害该价值本身。

股东的投资和回报,就体现在对企业的信托价值的增长上,风险就体现在企业信托价值的丧失上。后者较之会计学上的股东权益更难把握,因为信息不透明,(常被指责为"信息不对称")是天然存在而不可克服,更何况,特别是在东方帝国这样的A版市场经济中,损害信托价值的主要不是内因,而来自政府干预和投资环境的外因。当一些愚暴贱民(希望它们也是投资者,但一般不是,常常只是股神和他们的粉丝)号召"管理层监管信息不透明"时,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是用行政干预,直接损害(可能是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托价值。

一股独大或者说家族企业(象黄光裕的国美),由于不可能更换经理人,因此存在着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绝对机会(权力),小股东唯一可行的就是用脚投票。反之小股东(甚至无持股)经理人,则很容易被股东大会(或小致董事会)更换。所以以国美而论,陈晓接管管理层,仅仅是限制了黄光裕家族作弊的可能性(陈晓本身就一直是国美经理人),对于包括黄家在内的股东权益是有利的。但是愚昧无知的东方觉醒派贱民,就以"绝大多数"地"支持"黄光裕并不合法的股权争夺。这些人显然并不理解,企业不是中世纪的家族采邑

但是企业家(企业管理层)并非与股价(信托价值)完全无关,而是关系重大,两者之间仅仅是不存在可以换算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所谓"信息不透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指这种不确定性。由于企业家对企业股价的潜在影响,就出现了美国股市中最常见的炒作题材,即"资产并购"。其理论依据是,同一个企业的经营面条件,更换一个管理层就有可能产生额外的增益,体现为股东财富(信托价值)的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是以预期的形式体现,因此就存在着短期炒作的高成功率。

另一方面在企业显然不成功的管理结果下,(典型如国产ST),也就存在着更换一个(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管理层,也可以让股价得以恢复的高概率。正是这样一种预期,导致了投资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的股价上扬,而且这种上扬主要集中在可能出现管理层更换的企业之中,而不可能出现在一股独大的企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交易所一般要求在该所上市的企业,符合大股东不能控制股东大会的条件,——>在东方帝国则被扭曲为"至少有25%的公开股"——>那是为了圈钱的,而且是为了确保一股独大

东方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狙击,通过对家族企业帝国的向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香港台湾,都反映为对并购的抑制和对一股独大(阻止更换管理层)的保护。这是东方市盈率明显低于美国股市的重要原因,也是欧洲股市明显逊色于美国的原因。明明是违反了"企业是信托组织"的制度缺点,在东方社会就被视为"理性投资,低市盈率"的优点。愚昧的东方政治权力,甚至在货币超发严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打压于自发追逐信托财富增长的市场行为,类比于香港的低市盈率,却对落后于纳斯达克的高股价,绝口不提。

房子和收藏品不是信托,因此不是资产

股分公司的价值在于信托价值,不在于分红;
房子和收藏品不是信托,因此不是"资产";
用银行存款利息衡量股市分红的错误在那里?
强制股份公司分红,相当于强制清盘

不理解信托的核心是"可用脚投票的逐利",也就不可能理解"信托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分红回报。信托产品的设计选择上并不禁止分红,但更不是"只有分红才是信托",两者并无必然关联。就象一个人可以选择当工程师,但绝无理由"必须当工程师"的社会义务。信托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必定是"信托价格的增长+(分红回报+坏帐可能)"。如果说银行存款处于"只有分红,没有信托价格"的一个极端的话,股票本身之所以被称为股票,就在于在"依赖于信托价格的增减+(可选择的分红)",被强制分红的就不再是股票了

由于没有意识到信托价值的存在,基督教和传统文化就会把信托价值视为零,此即所谓"投机,不理智"。对于赚到钱的人,就认为肯定是损害了sb的利益的不当得利,此即所谓"零和博弈"。这种将信托价值视为无中生有,而作无中生有的谴责和干预的政治行为,广泛见诸于传统文化社会,而不论它们是否信仰了基督教。考虑到基督教文化把保守的存款取利也视为"食利阶层"的某种剥削,把不符合行会"公平价格+公平利润"而谴责于企业逐利,这些传统文化对于私有财产和投资理财的仇视,对中世纪的向往,是显而易见。

考虑到信托价值体现在"用钱投票,用脚投票",从信托逐利(如股市炒作)中获利的人,实际上好企业赚了坏企业的钱,对好的企业赋予支持投资者,赚了支持坏企业的投资者的钱;又因为好企业更高的效益,又赚了没有上市(因而无法接受优胜劣汰)的企业的钱(市场份额),特别是赚了传统行业的钱。好企业更高效益的生产,也为社会创造了多得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是资本主义革命,当它的形式在某阶段体现为大型工业的出现时,就被称为工业革命,机电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如转基因)等。

当一个投资者投资国债时,如果不考虑"国家信用"的话,那么他投资的不是信用产品;当他投资于郁金香,玉石,文物,黄金,石油,古董,房子……等等时,他也不是投资于信托,这些商品不会为他分红,因此仅仅表现为收藏物。这是区别"资产"与"收藏品"的最根本的标准。因此当一些人以中国房价下跌,而声称"中国资产价格下跌"(如张五常,刘军洛)等人,他们实际上混淆了(或偷换了)信托投资与收藏品消费的理财行为。经营房地产的企业和基金可能是信托组织,但是房产就不是信托产品,这是非常根本的概念。

采用银行存款利率衡量股票投资回报,特别是衡量于"股票分红",必定得出"股票非常投机"的结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信托的合理存在,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本身。它既否定了股票价格取决于信托价值,而不是分红,同时又掩盖了银行存款的坏帐可能。这种坏帐可能不会因为国家保证就可以消失,就象法国和英国不能保证国债信用而逃避约翰劳的信用危机一样。国家对存款的保证必定因为对金融的垄断而转嫁到实体经济中,将对所有企业信托形成压力,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因为其经营优势也将是最后一批被淘汰。

理解信托,理解信托产品本身的投资价值,在于投资者个体的选择,也将表现为投资者的财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对于银行存款来说,存户信托于银行的利益,相当于银行清盘后均分的信托份额。1932年美国银行破产后清盘价(87.5%)就是由此得出。基金的的信托价值与之类似,因此台湾熊市中90%的基金被清盘,基民那真是血本无归。但是股票如果是按"股份公司清盘后的份额",将是极微小的资产。股票投资者的财富或者说真正的股东权益,是它持续经营的信托价值。强制股份公司分红,效果相当于强制清盘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解读约翰劳事件关键在欧债危机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是国企蓝筹股;
法国人没有因为密西西比股票"投机"遭受损失;
法国政府"摆脱"了债务危机;
解读约翰劳事件关键在"欧债危机"

苏格兰籍的约翰劳,在法国搞的密西西比公司,在远洋业务上是企图翻版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第一家股份公司,却是第一家在挂牌的股票交易所IPO的公司,不但造就了荷兰全民炒股的热潮,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洋业务提供了充实的资本金;同时也是一家出奇成功的股份公司,在十年内就通过分红,为原募股全体投资者赚回了全部投资,股价本身和增值另计。如此成功的公司,就象微软和互联网创业,掀起了2000年之交的投机浪潮一样,在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跟风,连瑞典也组织到美洲的殖民公司,结果亏损得精光。

密西西比公司不是皮包公司,它的业务也是盈利的,业务依托的是法国政府授予的美洲殖民地的特许权(相当于英属北美十三州的国资委,兼发改委,兼国税局),但严重受英法两国战和关系的影响。密西西比公司的市盈率长时间在10倍徘徊,原因是约翰劳用新募集的股金提供分红,实际上处于透支现金流的状态,目的是要推高股价。随着股价升高,分红越来越少,市盈率在价格涨不太多的情况下,上升到30倍左右。股价越来越寄托于未来的故事,原因是约翰劳的现金流量开始紧张,开动印钞机,又将大大降低自已的准备金率

为了通过增发募集更多资金,约翰劳明显作为庄家,炒高了股价。在崩盘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股价上涨了两倍多,市盈率大约是100倍。按今天纳斯达克的标准,不算怎么滴,但对比19世纪之交的英美上市公司,再考虑密西西比公司相当于一统市场的国企大盘股,其蓝筹泡沫就不可小视。正是后来对密西西比公司炒高股价的庄家行为,而且纯粹就是国家配合内幕交易,导致了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崩盘。换言之,因此而获得的增募资金,不能弥补因为炒作操盘导致的损失,获利退出的资金不会再假设,约翰劳的崩盘是时间问题。

当崩盘发生后,密西西比公司跌了90%,约翰劳在此期间出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密西西比公司的分红和股价都有了恢复,在分红增加的情况下,股价从最低价回升三倍,回复到约翰劳拉高前的平台,约二十倍市盈率。换言之,除了少数新股民在高位入货,又在低位恐慌斩仓,法国投资者基本上没有损失。为谴责股票而声讨约翰劳的基督教传统卫道,就没有提及这一节;也没有提及,法国26亿利弗的巨额债务差不多全部"还清"了,准确地说是回收后销毁了。换言之如同欧债危机,债务合法地减记为零,似乎渡过危机了

如果分析约翰劳金融试验中的利益进出,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从同类票券的出入看,真正的"得益"者是法国政府,"摆脱了债务危机"。问题是所谓的债务能够成为危机,必须是在政府仍然珍惜自已的信用的前提下。如果法国政府不珍惜自已的信用,完全可以反脸不认自已借的帐。腓力四世对圣殿骑士团的打黑,就是这么回事。另一方面,法国债务减记为零,原有债权人只是名义资产上的损失,而没有承受真正的额外损失。法国国债早就成为废纸,不要说还本,连付息也做不到。损失固然是损失,却不是约翰劳贪了他们的钱。

原来的法国国债的债权人,用他们持有的法国国债(废纸),兑换了约翰劳的银行(通用银行,后易名皇家银行,当时相当于法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朗纸币。由于当时法国人认金银不认纸币,约翰劳的纸币差不多也就是废纸,只能用来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才等值地管用。密西西比公司分红用的也是纸币,约翰劳银行自已随便印。所以实际效果就是法国通过约翰劳,用名义上不能贬值,实际上已经成为废纸的国债,换成了名义上等价于金银的纸币,又大部分换成可以自由跌价的密西西比股票。这是解读约翰劳事件的关键。

炒股可能死,不炒股等死

郁金香不是股票"投机",郁金香却专用于指责股票;
英国南海公司和约翰劳也不是股票投机,是英法债务危机;
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的真实市盈率不高;
为什么英法股民会追捧炒股?——>炒股可能死,不炒股等死

郁金香投机是最没有内容的,但也是作为道德教材最多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内容,因此一旦付诸道德教育时,只要承认其道德权威,就无可辩驳;反之则不值一驳。东方天朝文人不明资本主义所以然,常常用郁金香投机指责股市投资,但是郁金香明明不是股票,连信托份额都不是。用郁金香指责如天津文交所,炒楼,炒地,炒兰花头,炒普洱,炒茅台,……,都还算同类相责,但指责于股市,张冠李戴之处不是一点点。偏偏地天朝社会很不给脸,除了股票不赚钱,炒别的什么都不至于太亏钱,天朝文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果要指责股市投机,更贴切的传统教材,是约翰劳在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纸币和国债的联合实验,和英国稍后复制约翰劳"成功经验"的南海公司案。此两者过程大同小异,但因为政府承担自已国债责任的态度不同,在英法两国构成了迥然相异的结果。英国从此通过英格兰银行,对政府借款严格监督,国债保持了高度的信誉,也就实现了国债的低利率(低融资成本),通过国债货币化,英镑脱离了黄金铸币,正式形成了现代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其脱离而未完全脱离的过程,就是所谓的金本位

用纸币发行脱离硬通货限制的铸币本位,是约翰劳金融实验的主要目的。目的则是消化路易十四留下的接近六亿两白银的巨额国债。同期的中华大清盛世,平年税收总额无非是4000万两白银上下。密西西比公司的所谓股票及其"投机",反而是很次要的配角。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由始自终,无论是在国王的领导下(如英国)还是在教皇的谴责下,清一色地归咎于受害者的"炒股的贪心"和没有赚到钱的奸商如约翰. 劳的奸毒,对于始作俑的政府权力逃债,这事件中的主角,几乎只字谴责;东方帝国甚至几乎无人知晓。
ps1:路易十四欠下26亿利弗国债,还算好理解,英国欠下3100万镑国债,折合也达五亿两白银,就令笔者惊奇。
ps2:此处按明清小值市斤的16两制;因美洲白银故,欧洲银价的食品价格比明清要贵1/2-1/3;

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约翰劳事件,实际上是借助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股票,今天称之为"金融创新",试图逃脱国家债务危机,但没有获得成功的历史金融案例。因此除了道德声讨几无具体内容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具有更高的现实参考价值。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天甚至在金融写手业之中,对此两事件的记忆,几乎都是把板子砸到最无辜的,实际上也是成功的股票创新上,所谓"全民炒股",几乎完全忽略了背后关键的国债债务危机和危机处理的迥然相反的历史结果。如果不是基督教作为传统公有制的文化及其同类,不能解释此现象。

约翰劳和南海公司的股票能够成为廉价兑换大量国债的筹码,是试图翻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基督教和东方卫道指责"全民炒股的投机"时,也完全忽略了更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民炒股"的丰厚回报。对于比今天东方帝国还要守旧的得多的中世纪晚期的英法民众而言,如果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投机致富的赚钱效应,是不会对约翰劳和南海公司的远景故事有多少认同的。如果英法两国不是巨额国债,连偿还利息的能力也没有了,民众储蓄眼见花水,也不会追捧极高市盈率的两公司股票

今天指责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所谓高市盈率投机的文人,没有注意到,所谓的高市盈率是用当时已经没有兑付能力的国债券支付的。把没有信用的国债券等值于信用货币,自然是大大拨高了两公司所谓投机的市盈率。但即使如此亦无非是一百倍市盈率,而已。如果以目前欧债危机的"减记"计,考虑到当时英法两国债务危机非常严重,两家公司的实际市盈率并不高。约翰劳逃跑后,密西西比公司的市盈率恢复了此前的高位平台价格。一直到今天,欧美基督教文人攻击资本主义,仍然把事件打到股票上,可见其愚昧

“郁金香投机”是欧洲和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妖魔化

喜欢"无风险分红"是中世纪欧洲的理财观念;
荷兰从郁金香投机中赚了巨款;
后郁金香危机的荷兰繁荣富强;
"郁金香投机"是欧洲和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妖魔化

喜欢"无风险"的分红,不喜欢从股价上涨中得益,不能归因东方传统农业社会的愚昧,实际上那是中世纪欧洲的长子继承权经济时代的理财观念。它首先反映了当时长子继承权主导经济的现实,"不奢望股价上涨"的本质,是对产权转移可信性的怀疑态度。按长子继承权的习惯法,除非是最高权力(一般是国王)授予的长子继承权(常被理解为产权),否则任何产权的转移,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基于任何产权的转移的受益,不但不可靠,而且是对自已积蓄的糟蹋,而且鼓励了不务正业,说不定还是骗子!因此又称之为"投机"。

1620年荷兰郁金香的投机,之所以长期被滥用于首先传教,原因就在于郁金香这东西不能分红,而不是郁金香培植不能赚钱。荷兰今天仍然是郁金香之国,郁金香作为荷兰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销售额达50亿欧元;已经几百年了!当年在郁金香炒作中亏损的不是荷兰人,荷兰人是狠狠地赚钱了,就象国产股票刚刚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上海和深圳人狠狠地赚了全国股民一笔钱。当时的荷兰赚的是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和丹麦人的钱。比利时(属勃艮第)当时是欧洲纺织中心,丹麦控制着松德海峡收税,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富国。

今天唱郁金香故事的文人,都爱张冠李戴地替荷兰人,为"郁金香投机"忏悔。实际上骂郁金香投机的欧洲人,真实的意思是"荷兰人都是狡猾狡猾的奸商"。第一个滥用荷兰郁金香投机,作道德传教的是欧洲人,滥用得最多的也是欧洲人。中国卫道士虽然鹦鹉学舌,但多只是不明所以然地抄袭郁金香投机所谓"后果极其严重"的感叹。但是郁金香所谓投机,对荷兰人能有什么严重后果?无非是让荷兰成为世界上观赏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让荷兰人赚了一大笔钱,1620年后的荷兰,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后果太严重了

荷兰当然不是靠1620年的郁金香投机才成为强国,喜欢资本积累说的可能又会说成,荷兰是靠郁金香投机"积累了资本"——>这正是欧洲人妖魔化郁金香投机的原因。至少"郁金香投机后果严重"一说,本身就是意会的。荷兰后来产业模式的改变,不再依靠郁金香这样的炒作,也多少表示对亏了钱的欧洲邻居的歉意。荷兰郁金香投机之所以被长期提及,主要是因为欧洲基督教社会对荷兰当时富强的忌恨,也表明欧洲基督教会对于新教的荷兰的妖魔化,不但因为荷兰忤逆了罗马教会,也的确,逐利不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美德。

荷兰郁金香所谓投机,是不典型的,以致于除了价格上涨了多少倍的传说,(当时没能交易所,没能记录,价格只是收市后的传说),几乎可以可供研究的细节。荷兰随后又如此迅速地富强,郁金香带动的荷兰农业今天仍然如此发达,让所谓郁金香投机有害说,显得苍白无力。郁金香投机事件本身是不典型的,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也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可能正因如此,该事件被广泛用于攻击资本主义,无论是东方的孔儒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材,还是欧洲基督教本身,反复地以郁金香为证,对个体逐利行为,作道德上的无穷挞伐

最大的可能是,荷兰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郁金香投机作为每一个"逐利炒作",也最强烈地冲击了中世纪社会,一切为了获得长子继承权,从长子继承权中获得分定回报(分红)的观念。从贸易中获利被视为缺德的投机(如犹太人),从长子继承权中盘剥反而被看作是贵族的高贵,是中世纪社会符合东方文化,但迥异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与荷兰郁金香"投机"相对的,被视为高贵投资的,是同时期法国富人,大量地向路易十四的购买贵族年金,向王室财政缴纳一大笔巨款,换得永久性的贵族年金。但谁更有利经济成长呢?

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犹太人并没有控制欧洲中世纪的金融

资本主义源远流长;
不存在社会发展论中的"资本主义阶段";
基督教对利息的限制促使汇票的产生;
汇票是促使了银行和私有货币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给传统如东西方文化的卫道士,制造了一个错觉,恍惚资本主义真的是在近几百年才出现的,——>他们说的是"生产方式";问题是生产既非创造价值的要点,资本主义的核心也不是生产方式!如果以长子继承权(马恩毛基督教所称的"资本"),则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久远;至少不亚于君主制和封建制的总和。如果是以信托出现而论,无论是在希腊古风时期,还是在中国唐宋时期,或者是波斯阿拉伯帝国,都已经有完整的信托和资产经营。因为这几个关键的错误,社会发展论可以完全忽略。

远古如西塞罗到雅典求学时就已经通过汇票签发的方式预支学费。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则一直保留在犹太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剥夺犹太人从事实体经济的资格有关。犹太人并没有控制欧洲中世纪的金融,则可以从意大利人发明的"汇票"可知。汇票的发明者和签发者都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徒。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对贷款和利息的歧视,仅对基督徒而言,犹太人可以直接索取利息(可参考威尼斯商人),因此犹太人不象基督徒的金融家一样,依赖汇票。汇票的正式诞生(或重新出现)标志着现代信托的开始。

汇票的产生是基督徒商人为了回避基督教义对于利息的诅咒,但是自中世纪中期开始的商业,如果没有信托和贷款,就根本不可能具备收集商品和支付运输费用的能力。教会都是有财力也有收取利息的权力,但是教会节欲性的"美德"满足于自给自足,而耻辱于商业逐利。如果教会缺钱花,会跑到信徒家里吓唬富人不捐款(加税)就下地狱,或者让属下农奴教民特供一二。即使如全欧性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的贷款也主要是贷给国王。而且很危险,圣殿骑士团就是因为法王腓力赖帐,给上给教会联合法王"打黑"了。

基督教的商人发现了一种可以自欺欺人的办法,那就是发放贷款时先扣除贴水,日后再收回本金。只要主管教士不积极打黑,或者腐败得给大馒头堵住了嘴,那么白马非马,"贴水不是利息",基督教会倒没有禁止收回本金。这样就在实际上实现了贷款取息功能。拿到贷款的客商,未必一时之间就用光,利息(贴水)倒是已经支付了,就会有再贷款保值的动机。或者把这位贷款拆细了再贷给其他人。只要到期收回足够比例的本金,资金链就不会出现缺口。这样,越是有声誉的贷款商,越是有可能吸收存款,以他人的钱生钱

正因为实际收到资金,和实际消耗资金,不可能是实时的,利息成本的支出却是已付的,两者之间的Gap就提供了腾挪的空间;也就出现了签发信用证,担保某年某日到期以前可以到贷款者帐下支取份额。当这样的信用证签出比较多时,贷款主并不需要100%准备金,就可以应付取款需要。另一方面有信誉的贷款者的支付凭证,本身作为有价证据就可以买卖,每次买卖可能收取若干贴水。如果异地之间有同一贷款者的网点,汇票本身不完成了远程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的功能。无论如何,汇票也就出现了。

票是私人签发的,但具备货币的一切要素,仅仅与国家政治权力无关。希望自已的储蓄可以生息的存款人,就可能把自已的储蓄交给信誉好的贷款人。贷款人收到钱,就会开一张无限期汇票表示收到存款人的一(相当于今天的无记名存单)。存款人也不一定需要取回现金,可以把汇票贴水卖给另一人。这样银行(家)就出现了。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和德国的富格尔,都是此类型。货币也出现了,信托也出现了。不必理采银行内部的股权和运作,以银行对存贷款的经营责任而言,就是信贷模式。整个银行是一个信托产品。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仇视

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为了办大事;
资本主义为了控制成本,控制风险;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仇视;
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阻挠和今天的贪天之功

卡尔马克思不明所以然地对股份公司和股票的出现大加赞赏,称之为可以集小资而成大工程。其实股票并不是唯一能集小资成大工程的渠道,信托和银行是更广泛得多的方式,并且股票最重要的意义也不是圈钱(做大工程),而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最早的做空工具,可以用脚投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可以通过股票"极大提高生产力",却不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举国体制。基督教的福利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另外的理由,政府剥夺私有财产可以减小贫富差距,但显然已经不是生产力的理由。

由于马克思主义拥有万能的辩证法,只要枪杆子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哲学就是战无不胜的,无须对马克思主义者自已的逻辑矛盾负责。所以尽管马克思和他的主义者们,对于股票和信托的认识错漏百出,但实在"无可辩驳",只需要排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即可,那怕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早在股票出现以前,信托就已经体现了减小投资者风险的作用。而不会象行会和小合伙人那样,在亏损的业务时仍然把自已(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套到全部亏损为止!这对于把土财主地窟中的积蓄吸引进流通,非常有用。

如果仅仅是以"集资干大事"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错的。举国体制仅以发动而言,绝对比股票和信贷这些让经营者伤透脑筋的"西方那一套"更高效。这就如同求人是难的,命令人是容易的;正当赚钱是难的,枪杆子里出税收,领导划个圈就去了。如果不考虑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的话,强盗绝对比企业家更有"经营才能"。不信邪的高手,可以自已试试跑街当sales,卖任何产品,看看你"剥削消费者"是不是比薄主教王英雄打黑时来钱还要快。好象是揶揄的笑话,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偏偏就成为阶级斗争的理由!

马克思继承的是基督教等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平民财富的仇恨。既表现为早期对资本主义的阻挠的,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终于冲出宗教和权贵的围追堵截后,基督教道德高手居然能贪天之功,把所谓欧洲(自古)有商业诚信,归于"基督徒信上帝"!他们自已做的坏事,就成了"基督徒被迫害"。如果这些劣迹还只是历史虚荣心,今天他们仍然敌视资本主义,重新走上了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不能不让人感叹,基督教还能不能改邪归正

贪天之功且仍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的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沙文主义或者说欧洲中心论,是现代(权贵的)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的)极权主义的共同源泉。 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就是这样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和欧洲中心论者。他们的错误是把基督教或者说新教,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天主教总体上一直阻挠着资本主义的进程,这可以从南欧和世界天主教国家的贫困落后可见了;而新教则只不过是成功的欧洲商人(如汉莎)和国王,需要为摆脱罗马教庭的控制,需要一种新的"独立教义"。

并不是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加尔文的个体的世俗禁欲主义(清教)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在欧洲分散的政治环境下,却处于罗马天主教的大多数的暴政的统治下,少数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的平民,必定只能是从自由商业中得益并有积蓄的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必定是多数人暴政的主要受害者。这极少的一小撮唯利是图的有产者,需要可以自我组织起来,抗衡天主教高尚的暴政的意识形态。是这些已经成功的人,选择了新教,而不是新教,创造了这些人的成功。当新教成为大多数后,同样转为阻碍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如德国。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国家主义出口导向的性质比监守自盗严重

信用经营商的信用产品,政府的法定货币;
政府垄断令法定货币成为隐性税收;
国家主义出口导向的性质比监守自盗严重;
民主(市场经济)可以禁绝政府滥发货币

只需要从"收取实物(税)资产,承诺政府服务,发行国内流通筹码"的角度,就可以将各国的法定货币,与纸黄金"收取货币,(不承诺)收益,发行纸黄金筹码",与返还型保险产品"收取货币,(承诺)返还,发行保险产品筹码",与非返还型保险"承诺意外赔偿责任",银行存贷款,以及股票和基金理财产品,等等具有"准备金"再发行性质的经营模式在逻辑统一起来。由于这类模式产品都具有"信用承诺,准备保证"的性质,因此可以称之为"信用产品",商业经营者是信用商;政治经营者是政府

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私有化发行的货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财信用的产品。所谓法定货币,只不过是此类信用产品,由国家专营,被行政确定为应税标准,并常常通过行政手段作为规定为唯一合法的流通手段。该垄断途径一般通过金融垄断,对类似的具备流通功能的"信用商品"审批,以避免冲击国家专营的法定货币在流通中的垄断权,从而确保了国家可通过操纵货币,从商业社会不可或缺流通中,保留无穷尽的雁过拔毛的特权,直到商业流通崩溃为止!这种常常缺乏被监督的隐性的税收权力,就是所谓的货币主权

其他的性质相同的私有筹码(货币)的流通,一般必须经过审批,并且限制其流通方式,象纸黄金只允许作为电子记帐。在东方帝国,金融是政治垄断集团的禁脔,不但不对平民开放,除非把官商民营也称为平民;平民产品未经政府(不可能同意的)审批私自经营者,违反者可以被处以死刑(如吴英),所谓"扰乱政治集团垄断的金融秩序"。实际含义就是排斥潜在的商业竞争者,最大限度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垄断,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滥发货币的隐性税收。类似的政策还有如香港的土地财政,禁止私自填海移山造地。

对比各国之"纳税人直接/间接缴纳实物税,换得政府服务支持的筹码"的法定货币, 可以清晰地显示,国家主义的出口导向,实际上是监守自盗的"盗卖纳税人财产"。如果不是由于国家主义强制纳税人承担极限的税负,仅以盗卖而言,在经济学上常被称为"公地悲剧",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公有制社会的特色。无论是中国古代皇朝的"吃空饷"(今天体制内也有类似情况),还是苏联帝国时期军队盗卖器材,与以及中国和日本为了国企(财阀)而强制搞的低估汇率出口导向,屯积美元却丝毫无益于国民生活,几者性质完全相同。

国家主义监守自盗的性质,类似于"挪用公款到赌场赌钱"。但是由于国家主义的"公款"是单方面的强制征收的"税",因此性质要严重得多,远非单纯的"卖国"所能概括。由法定货币和所谓货币主权的机理,可以看到金本位不能取代民主制度对货币政策的监督时,也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反而能够取代金本位,对政府货币政策进行监督。道理非常简单,只要存在自由的商业流通手段,那么法定货币的隐性税收权力,自然就消失了。民众会放弃法定货币的流通,选择信用好得多的私营货币流通,并且不用担心没有法定货币应税。

在自由的商业流通货币的竞争下,如果政府指望从法定货币中寻求额外的隐性税收的权力,那么将导致法定货币流通信用的下降。尽管民众依前法需要收集应税的货币,但是由于法定货币失去了储蓄的价值,收集"因为大量滥发而没有信用"的法定货币,如收集蒋介石的金元券去交旧额的税,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何况在民主社会,民众还可以推翻前约?政府却不具备这样的权力?(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民主政府就只能在"限制法定货币发行量,以保持信用"和"滥发货币,信用剧降"之间最优化,自然就不会滥发了

金本位并不能限制滥印钞票

米塞斯的错误:金本位并不能限制滥印钞票;
罗斯巴德的错误:金本位100%准备金率将自毁金融信贷系统;
金本位思想的错误:代替民主的货币政策技术是不存在的

金本位的限制仅仅是在对外贸易时提供支付信用。在英国最早实行金本位后,其他国家纷纷转为金本位,目的也不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是为了得到英国的贷款。英国殖民主义得到的大量黄金(包括南非和澳洲加拿大的黄金),由于殖民地和国内经济都处于管制状态(仅仅是程度不同),黄金资本缺乏投资去向,也急于寻找投资出路(类似于谢国忠向天朝建议"向非洲借出美元储备")。这样象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接受金本位后,就为英国黄金资本购买本国国债以及投资国内债券,创造了条件。显见是重商主义的思路

金本位不能够限制一个国家的对外收支平衡,只要该国家愿意承担黄金外资不再流入的"代价",它随时可以让本币与黄金脱钩,——>包括英国自已!以日本三十年代计,也算不上什么代价,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无力偿还黄金外汇的欠债,反正也是还不起,脱钩就脱钩!无论是美英还是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没有一个可惜的。金本位更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政府滥发钞票。德国算是恢复了金本位(靠道威斯计划借入的黄金作储备),但是德国重整军备和基建支出,完全就是超量发行货币,跟金本位完全无关,——>而且通货膨胀还不高!
ps:此历史丝毫不值得奇怪,东方帝国以同样的手段,滥发货币时能够令"通胀不高",早就青出于蓝

西方政府愿意保留金本位,完全是税收上的自利性。对于财产性税收为主体的国家,金本位可控的通货紧缩,相当于加税。反之,当税收转向流转税时,凯恩斯主义就带来更大得多的税收。金本位自然就废止了。对于英国来说,奉行金本位与资本主义无关,动机与西班牙拥有美洲白银时一样,仅仅是从帝国主义政策(历史中投入)兑现的表现,把物价上涨的代价通过法定货币金本位的政策强制转而到国内民间经济。英国国民本身并没有从金本位中得到好处,也就是没有从英国的帝国主义中得到好处。这是英殖民帝国终结的重要理由

在此要指出笔者最尊敬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错误。他以为要用金本位,才能阻止各国央行滥发钞票。如果米塞斯真的很了解三十年代的美国的话,他应该明白,即使是三十年代的美国,与承兑的美元黄金券也是非常罕见的,绑架和杀害了(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林白的儿子的绑匪,因为使用了一张黄金券而露陷。金本位不是国内流通货币的等价物,而仅仅是承兑的准备金!罗斯巴德发现了这个错误,但是却坚持之而构成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对银行作(金本位)的 100%准备金,等同于自毁整个金融信贷体系。

米塞斯金本位的著作发行于1920s,抵达美国的时间就很靠后;而且经济拮据,英文不可能很熟练,对美国的理解大概跟今天中国旅美的海归差不多。所以经历了德国和奥地利在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想当然地以为当时高含金量的美元就是严格意义的金本位的,以没有追究美元发行量当时已经大大超过了黄金的储备,不得不限制美国人兑换黄金,(类似于今天限制个人兑换外汇),然后是限制黄金流出,(类似于今天资本项目管制),最后是颁布《黄金法案》,强制收购美国人手中的黄金,——>黄金储备太缺了!

米塞斯自《货币与信用》中强调金本位抑制通货膨胀,是没有深思熟虑的想当然,是对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反射,也缺乏他以为的美国完美的金本位的了解,没有了解美国运作的金本位制,与霍享索仑德国时期的马克政策大同小异:少量的黄金储备,对应着真实发行的大量货币(黄金兑换券)。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因为没有实行金本位,而是必须抵赖对协约国的赔偿。对于奥地利学派关于金本位的错误,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技术方法,可以代替人权私有的民主体制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国进民退的逻辑体现在在食品安全和股市中

上市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好的企业;
无视公有制背景"严打市场"的公害逻辑;
国进民退的逻辑体现在在食品安全和股市中

监管产品市场导致封建化,监管理财导致实体经济失血


当管理层和股评公害指责A股股民时,他们指责的是中国最具市场意识的平民,当他们指责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时,他们指责的是中国最好的那部分公司。其实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A股国企上市公司。A股的国企从市场经济的标准上看,也是很烂的,完全不能分红的。但它们的确是全中国国有企业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了!所以国际惯例就是,凡国企在股市中,都是垃圾股!股神公害和管理层精明之处,就是政策强制着股市国进民退时,有选择性地强调中国特色(国企,行政干预)和"向国际接轨"(蓝筹股,小盘股)!

如果结合到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向国企的倾斜,就将出现更奇妙的淘汰。国有企业虽然不能分红,是在市场条件下而言,如果政策或政策贷款"向国企倾斜",如N万亿拉动N驾马车,就是这样的倾斜,将意味着中央银行和国资委,通过无限量的人民币贷款,帮助国有上市公司业绩做假!由此做假能力再"公正地"排挤民营企业!这就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如德)和民国时期,将交不起人头税(相当于强制向国家分红)的小民拉壮丁(代税),表面上是官民一视同仁,但是负责收取人头税的却是地方官僚乡绅!(普鲁士是容克地主)。

这就是证监会如郭树清"强制分红"之貌似"打中A股要害",可能包藏的祸心!无视中国公有制背景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借口"中上市公司是最优秀的"也是"仍然不符合国际标准要求"而严打之,(执行标准是证监会的绝对权力),意味着政策要消灭A股股票市场本身!其道理如同公害知识分子借口中国食品安全"不合国际标准(幻想)",要消灭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这就是郭树清所谓新政制造了A股大熊市的经济学机理。实际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公害和监管层的行政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成本,强迫经营者退出市场!

这就是笔者指出公害和管理层打压市场经济的后果,与芮萌和董登新这些官方背景明显的股神学者,对散户投资者妖魔化的不同之处。笔者是预见到管理层的打压和公害知识分子的猖獗,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毁来性打击,以自已一已之力提醒公众,减轻这种打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已,为挽救中国市场最后一点元气,尽自已的一分力。万一笔者得逞,无论是中国国民经济,还是中国股市,都会有爆发性的经济复苏和波澜壮阔的投资牛市。笔者的努力有多大程度的得逞,经济和股市就有多大程度的牛市,房价物价就有多大程度的熊市。

而象芮萌等官方股神的目的,恐怕是恰恰相反!即使仅仅从表面文字而言,也很难说"散户有不投资(和斩仓)的自由"(芮萌),不是对"行政干预,直到民间投资者(因为政策制造成的成本过大)而自动退出市场"的确认。类似的政治行为在帝党的历史上也的确被视为"成功的经验"。天朝能员顾准在上海对私有财产作国有化时,就是类似的"任意高税收实现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公害和管理层对市场的干预,作用完全相同。但是只要"政策干预"不被识破是定向的隐性税收,天朝官方舆论就可以诱导之,视为"市场渠道"。

必须承认,政策干预作为隐性税收,虽然不能补贴财政,但确实比较隐蔽。即使是西方非主流也只是知道"干预市场是不对的"——>主流的凯恩斯主义不也是强调"看得见的手"吗?还是也有巴菲特税的提案吗?对诸如随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如期而致的官方监管,和指责A股"散户化"如期而至的,为了实现A股"机构化"而进行的打压(理财监管),含义完全是相同的。前者构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国进民退和封建化,后者则切断了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民企)的信贷供应。但是即使是在所谓公知里,又有多少人关注呢

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美元对中日来说,只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政府税负效益和法定货币的信用及美元;
美元对中日来说,只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中日低估本币对美国出口赚美元的"信用"

将政府效能视作法定货币的信用担保,(政府效能=(规模=税收)×效益)相当于货币筹码的发行量(法定货币是隐性税收),将其代入公式(货币信用=(常数m×担保+常数n×储蓄)/货币总量),就将得到(货币信用=(政府服务效率+藏富于民)/政府规模),即法定货币的信用,反比于税收和税负痛苦。这就是美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强劲的货币的原因。立足于成本管理的资本主义也关注于政府成本的监督,因此在政府规模和藏富于民上处于先天优势,实际上在政府运作效率上,也处于先天优势。

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甚至包括茅于轼先生在内,常常用"效率"一词以说明大政府"效率高",实际上是把政府收税的凶悍当成了效率,而没有考虑用税的效益。他们使用得最多的"效率",如果不是政府权力者可以通过神奇数学得出来的应用题标准答案,如东方帝国的统计艺术,或如帕累托积,或瓦尔拉斯的均衡,或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等等!就是角色不明确的不知所云的好东西。总之用这套"效率逻辑",绝对可以把任何曅政美化,象秦始皇的效率挺高的,也可以把任何联邦政体妖魔化。

美元是美国国内流通的货币,其信用担保者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服务的(效益=效率/税收),——>这是张五常分子谬误的要害!美国政府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但是它只对美国国民服务;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高信用的货币,却只对美国国民国内消费而言。象谢作诗教授的几篇文学作品所坚持"美国政府更懂得省钱,所以人民币要固定汇率锚定美元",这套通行于东亚的谬论,就导致了可笑的悲剧。中国和日本,居然成为供养美国财政的最大的无公民权的纳税人!美元对于中日这些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些屯积美元(或外汇)的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对外贸结算的担保而言的。过量的储备,意味着对美国政府服务于全世界的信用的过分认同——>显然美国政府是美国公民的政府——>也就的确意味着强迫美联储为了避免国内通货紧缩,而超量增发美元,更何况,美国自已也存在政府已经偏大、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金融缺口??色中饿鬼碰上投怀送抱的裸女,要求美国把持得住,的确是对美国的信仰考验。美国国会认为美元超发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操纵汇率,屯积美元不消费,不完全是捕风捉影!

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来说,不要说中国是外汇管制,日本难道流通的是美元?中国和日本,难道是用美元统计国内的物价?有心人倒是可以统计一下如鸡蛋,汉堡,牛肉,中杯拿铁等物价,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尽管承受着高得多的工资成本,但是同等物价仍然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中产阶级经常消费的普通大众品牌货,美国的物价更是便宜得不可比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并不对中日这些国家的民生负责,中日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对中日国民的信用担保。of course!

中日国家屯积美元的储备,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国旅游时可以便宜点。何况中国的外汇还是管制的?中国和日本消费流通的都只是自已的本币。中日两国的纳税人,都是真金白银地向政府交纳的"实物税",换取人民币和日元,它们的信用取决于本国对自已国民的服务效益。而它们的政府却为了利已,也为了利已的关联利益集团,如中国的国企和日本的财阀,把这些国民纳的"实物税"贱卖给美国人,换成在美国投资的纸黄金,屯积起这些筹码!出发点是不是纯情另当别论,反正是白白对美国奉献,那是肯定的

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

货币信用的创造和消费流程;基金份额相当于私有货币;
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
政府对国民有效服务的本身就是法定货币的信用

从货币信用的消费过程,可以看到"储蓄,硬通货准备金(担保),流通总量,货币信用(购买力)"这几个因素,是互相关联的。准确的公式还有点斟酌,数学相关是那种曲线(线性?级数?平方?……)还有待探讨,但是按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公式:(货币信用=(常数m×担保+常数n×储蓄)/货币总量)。硬通货之所以能够成为担保,在于持货币者如果因为需要(不信任而造成抛售,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一种需要)时,可以换取硬通货避险。因此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不构成担保意义

凯恩斯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货币信用视为"经济危机"(通货紧缩),煞有介事地宣称"物价下降天下大乱",没有危机制作危机,自已制造的危机,倒打一耙转移危机!用增大货币供应,稀释构成货币信用的储蓄,逃避对货币信用的担保。凯恩斯主义表面上是"增发货币促进经济(统计数据)",实际上就是"无信用(泡沫)主义"。由货币信用的消费过程,也可以看到信用构成的关键就是硬通货担保金。对纸黄金(or sth other else)而言,其担保是收支的人民币,与黄金没有任何关系。金本位下的银行信用与此相同。

金本位货币的信用是黄金兑换券中的黄金储备,也就是过去意义的外汇硬通货。所谓重商主义,就是尽最大的国家努力,增大这一黄金储备量。所谓西班牙一度强大,或言英国曾经最强大,也是因为能够从南美洲(英国从南非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得到世界半数以上的黄金产量。但这是对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担保而言的,与本币的国内流通完全没有关系。其经济流程是:国家消耗税收(通货膨胀都是隐性税收)对外征服或者低估汇率,控制国民兑现(监管也是隐性税收),增加储备,对外购买和借债担保(参考李嘉图等效)。

所以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在欧洲十七世纪开始,把欧洲一步步引入帝国主义,最终引入世界大战,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逻辑结果。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是把国家主义,张冠李戴扣到私人财产的头上;国家主义侵害的,恰恰就是私有财产!这是近代史以来的世界革命中,最微妙的动乱密码。货币如纸黄金信用的形成,确实就是一个庞氏金字塔的过程。向(如理财产品)消费者销售有限量的筹码,保留必要的承兑准备金(成本之一),用现金收入去赚钱,赚钱的话就可以抵销准备金成本;亏损就"连本也亏了"。

可以看到流程与基金的销售完全一样。"基金份额"也是一种货币,基金公司就是一种"内部中央银行",下属基金品种相当于商业银行。纸黄金的好处就是投资者指望着纸黄金本身持有和炒作中的增值,购买的本身就是储蓄的过程。危险就是一旦纸黄金价格下跌,就会比一般的银行券形成严重得多的挤兑。所以纸黄金需要高额得多的储备金。在黄金熊市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美元黄金价格平盘时的纸黄金熊市),准备金率要求可能超过100%。法定货币与之相同,只不过公众(相当于消费者)购买货币所支的是产品实物。

法定货币只不过法定货币定位为国家实物税收,国家发行货币筹码,让公众缴纳实物税(换取货币筹码)——>国家消耗的是物资,储蓄自已发行的筹码毫无意义。实物税收是无偿的剥夺(此处不考虑民主社会"税收换政府服务"的因素),不可能存在挤兑"国家份额"的问题。所以法定货币不存在对内避免挤兑的储备金问题,政府服务职能运作存在的本身,即法定货币信用本身,轻税高效相当于低发行量。也正因为政府信用是服务社会,也就有了"(石油,粮食之类)战略储备",实际上就是对法定货币提供的政府服务职能的担保。

政府滥发钞票,与金本位是完全无关的

货币的信用如何被利用?信用商如何赚钱?
有货币信用,才有储蓄;凯恩斯主义谴责的"流动性陷阱"就是储蓄;
凯恩斯主义确实就是"社会主义",通过隐性税收对私有储蓄国有化;
政府滥发钞票,与是否实行金本位或"锚定",完全无关

一种流通的异步等价物(货币),如果具备信用,就会被商家接受,也就会被消费者作为储蓄。它将意味着有一部分筹码会因为储蓄而退出流通。因此也意味着该信用券的发行商,只需要承兑其中的部分筹码,就可以通过出售该筹码(从前的银行券,黄金券,或者如今天的纸黄金),换取自已既定的某种等价商品(如纸黄金为工商行回笼了人民币)。这种现象被约翰.凯恩斯错误地称为"流动性陷阱",并因此视之为通货紧缩的根源,因此而衍生了被"大政府"的利益集团叫好的凯恩斯主义:滥印用于稀释储蓄的货币

米塞斯对自英国实行黄金本位后,一直到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几次通货紧缩的判断,虽然被讥笑为"心理学派",但米塞斯其实是对的:所谓通货紧缩只是一种心理错觉。当通货紧缩发生时,总发行量的M2并不少;少的是银行速动的现金流量;大量商品生产过剩,实际上是先一期的金融垄断下的流动性过剩的盲目投资;——>从生产创造价值的信仰出发,生产商和银行债权人,都会认为生产出来的就是价值,迟早可以原价卖出去的,——>价格下跌让他们惊惶失措。市场利率高企的同时,银行却惜贷以保持充足的储备金。

如果因为没有活在三十年代,对大萧条不了解,让凯恩斯忽悠得不知南北的话,那就看看今天的欧元危机,看看今天的中国经济,也看看今天的美元的QE3。看看是否真的与金本位实行以后的几次通货紧缩的情况不同?如果怪罪当年有金本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今天可是超级的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通货紧缩症状"?又再一次被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再次滥发钞票的理由?米塞斯解释,通货紧缩只是心理感受,真正的原因是央行在超发货币无效后,转为紧缩了。美国量化宽松,转为紧缩了,对比一下是否上述结果?

约翰.凯恩斯将储蓄视为流动性陷阱,把央行滥发货币后改邪归正导致的紧缩表象,视之为"都是储蓄惹得祸",付之于凯恩斯主义,甚至主张过期作废的"货币"(相当于商场促销券),其实际意义之一是对所有人的储蓄(绝对意义的私有财产)完全国有化,其抢劫程度完全可以与纳粹和斯大林相比;从而迫使个人依赖于国家的福老;其二是将货币完全透支,变成戴克里先式的实物税,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主张。难怪东方帝国的大学经济系,会直接了当地说,"反对凯恩斯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It is RIGHT!

米塞斯大萧条的判断是对的,对自南北战争后主要发生在美国的几次萧条型的经济危机判断为"心理感受错觉"也是对的;不过米塞斯也不完全正确之处,就是日本松方正义和英属印度的通货紧缩,与美国的历次通货紧缩的机理不一样。前者实际上是依赖于土地财产税的政府,故意减少货币的流通(增加准备金率),在定额税的前提下仍然实现了事实上加税的原因。而早在大萧条发生以前的日本高桥是清,就已经执行着今天日本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大量发行本币,高估汇率低价出口的导向!因此才有中国抵制日货的故事。

所有这些现实的和历史的事实,都说明政府滥发钞票,与金本位是完全无关的。一个完全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象墨西哥),完全可以向黄金资本的输出国借贷,明确按以黄金计价归还贷款,而无须将本币与黄金锚定(墨西哥是银本位)。这就象中国也接受过日元贷款,但完全没有必要将人民币与日元锚定。也说明凯恩斯主义不但内部逻辑是错误的,偷换概念的,而且他们信仰所依的观念,实际上是也是错误的。更进一步的,也说明了象乌有之乡的卢麒元的货币观念的错误之处:QE3不能够创造美元信用,而是消耗美元信用

ps:提到卢麒元,不是对卢和他的文章(QE3什么的)的肯定、否定,或评价,仅仅是通过对比,借此说明基本的概念,以及常见的误区

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国有企业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的信用?乌有之乡的卢麒元错在那里?

纸something的本质是私有化非法定货币;
股票是上市企业股权担保的私有化非法定货币;
国有企业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的信用?乌有之乡的卢麒元错在那里

纸黄金提供了范例:是否可以通过金本位,限制货币(黄金兑换券)的发行。除非否定纸黄金就是无担保的黄金兑换券,否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纸黄金的确还不太象是货币,毕竟还没有阿婆拿着一张克数计的纸黄金"币"去买菜,目前只是工商银行电脑里可以无限增加的电子筹码。但是,工商银行印刷无记名的纸黄金流通凭证,有困难吗?工商银行以若干纸黄金筹码作担保凭证,发行一些理财产品得到人民币现金收入,有困难吗?后者目前就已经在销售之中!在政府行为中,这叫"国债"!按李嚞图等效,就是税,就是货币

纸something锚定的不是黄金,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诸如盐,海水,(纸)石油,一担子各色金属(其实是垃圾)(张五常的主意),一篮子各色别人的纸something(周小川的主意),国有土地(乌有之乡的主意)如法国大革命大量发行的指券,国有企业的股份(即长子继承权,奴役国民的理论创新,乌有之乡卢麒元的主意),月球上的土地(一家美国公司的奇思),火星开发的前景(约翰.劳的故事,当时指密西西比公司收益),对非洲武力掠夺的殖民股民(英国南海公司,类似约翰.劳),郁金香(荷兰)…………!有区别吗?

推而广之地,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也是类似的产物吗?目前国内常见是电子化的股票,实际上是过去还有目前国外,更多见的是未上市交易的纸质股票,这些有价证券本身也常作交换和抵押,(中国手续比较烦,要公证才能过户,收百分一的手续费,比炒股还贵),显然如果得到广泛的接受,比方说国资委作为一家大公司发纸面股票,或者周小川的国有垄断集团统一发金融债,其流通信用在帝国威权覆盖下,真的不可能实现吗?所以股票其实就是以公司注册资产(模仿长子继续权的形式)抵押而私有发行的货币。

乌有之乡的卢麒元《QE背后的秘密》文中,把人民币视为以国企作抵押的合理和不合理的关键,错误就在于此。假如人民币是国资委以国企股权抵押而发行的,那么卢的定义是没错的,——>显然不是这样,国民经济不完全归属于国资委;但卢显然认为含义一样,——>卢在此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他也是一位铁杆的毛左薄粉。与民营上市公司是以私有产权抵押发行的股票不同的是,国企(如国资委)发行的股票,是以长子继承权作抵押,类似中世纪抵押税收特权借国债。法国和英国革命的发生,就是卢麒元这类高招后破产所致

私营上市公司(私有发行)的货币(股票)是有价的,尽管可能因为公司破产而归零,就因为那是私有产权,总体上可以通过交换合作,对股东承兑股权相应股金,——>郭树清将其偷换为"对红利的承兑"——>这是债券/贷款的责任!既可以接受股金承兑,又提供(较低红利)的叫优先股。郭树清所谓"强制分红"之所以是冲击市场经济,侵犯私有产权的暴政,就因为(完全承兑股金+高额正常的分红),即使对于西方的优势企业,也是不可能有做到的。实际上是强迫民企破产、退出!所谓大熊市,就是股票价值因此归零的风险

为什么A股确实有大熊市,原因也因为A股主要的上市市值是国有企业的长子继承权。长子继承权是通过奴役社会维持,必须通过国家暴力(消耗税收)维持的同时,是对社会的隐性税收。因此长子继承权是低效的,总体上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强大帝国王朝,无论统治者如何清廉勤政(比郭树清勤政的多得是!),也无论统治阶级反腐败,乾阳夕惕都无法避免革命来临,重新大洗牌直到下一个封建王朝建立的原因。这是米塞斯资本原理的约束,也是为什么纸something必定全部会归零,唯独私有股权不会的原因。

“货币统一价值尺度”是公有制观念的信仰断言

纸黄金提供了"金本位货币"和"私有化发行的货币"的范例
"垄断货币发行(货币主权)"是中央集权大政府的产物;
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原因,是被隐性税收吸引;
"货币统一价值尺度"是公有制观念的信仰断言

在金本位已经终结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便以七十年代最终脱钩计,也已经四十年),是否恢复金本位,在绝大多数经济哲学的爱好者来说,接近于是形而上学的信仰,那怕他们自以为是"奥地利学派"。金本位的道理虽然不复杂,但是在凯恩斯主义肆虐的年代,鼓吹金本位的人其实只是当成共产主义一样的口号,不知金本位之所以然。纸黄金作为一种极端性的无担保的黄金券(相当于金本位发的本币),可这些金本位的信徒作了生动的仿真演示:完全没有黄金储备,也可以无限量发行纸黄金,还能炒出几千亿现金收入出来。

货币的私有化发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样因为缺乏实际感知,成为接近形而上学的命题。在各国已经各自垄断了货币的发行,已经接近两百年。东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则接近两千年。西汉《盐铁论》无论是盐还是铁还是铜,目的就是对货币的垄断,同时垄断国计民生的要害,禁止私人铸钱已经渐成国策。宋元明清几代渐渐垄断对外贸易,聚敛官方控制来源的白银,为此不惜发动对走私小民的"反倭战争"(杀掠违反明朝禁商的中国穷人,郑和剿的海盗亦此类),也是为了垄断作为货币的白银的获取和国家的发行。

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货币应该被国家垄断",本来只是经济运作的一种选项,但是,即使是在自以为经济学者的人士大脑中,也成了先人为主的信仰。如果说还有什么说得出的理由,只是无法核计的"交易成本,降低兑换成本"(科斯)。但是以(欧元 vs 东南亚货币)的感受而论,所谓兑换和交易成本,完全是交易者个人方便与否的感受,并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统一货币降低(自已的)交易成本"的断言。对旅游者的方便自不待言,但是对于跨国商人来说,各国非关税壁垒,导致同一货币价值的不同,计价反而麻烦。

问题就在于,虽然不排除统一货币(如国家垄断发行也是一种统一)作为国民经济的选项,但并不存在"统一货币尺度,就降低了交易成本"的逻辑关系。交易成本本身是个体的,是不可宏观衡量的——>这是以科期定理断言于货币的关键错误。以欧元为例,旅游者表面上的"低交易成本",完全被各国非关系壁垒(含各国福利和管制制度差异)构筑的,对欧元铸币税(含政府债务)的公地悲剧的几万亿倍的代价(也是交易成本)所吞噬。相反,旅游者或者国际贸易通过货币之间的浮动汇率汇兑,成本其实非常有限,也便于计算。

所以所谓"国家垄断了货币的发行,统一了市场的价值尺度",或者如张五常分子所称的"人民币汇率锚定美元(或黄金)提供了国际贸易稳定的价值尺度",——>此论如正确,意味着只有计划经济是可能的——>显然与现代经济生活的现实不符!如果有心机仔细看看这些专家五花八门的理由,就会发现除了没有逻辑关系的掉书包(对专家而言),或者胡言八道的道听途说,他们除了信仰中的结论,仍然是结论中的信仰。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道理非常简单:提供了正项税收以外额外的专属于政府财政可支的收入,即隐性税收

从《盐铁论》开始一直到明清的银流通,从罗马对货币的相对垄断,一直到近代的金本位和现代的凯恩斯主义,还有今天的欧元,都说明了,"货币垄断发行"是中央集权大政府的伴生物,反之亦然。理解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文明进程后,该规律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只是关注于传统的惯性,是如何那般地让一些自以为专研经济学的专家,对于私有化货币如洪水猛兽般的莫名惊诧,用五花八门的现代化(经济)哲学,仅仅为他们的传统信仰卫道。工商银行发行的纸黄金,实际上就是一种私有发行的无担保的银行券(货币)。